粵語是眾多香港人母語

聽說近日教育局小學中文教學資源網頁出現一篇〈粵語並非港人母語〉的文章，惹來不少爭論，毋寧說惹起不少人反感。在報章引述此中言論是「文章論述的母語應是民族共通的語言，而粵語雖然是漢語的一種，但僅屬方言，並不可能成為母語，故港人的母語應為普通話。」上述言論，謬誤處處。真不知撰文者對中國深厚的文化認識多少？對中國文字和語言有多少研究，才把市井之言以專家身分來發表。

用粵語在北大演講的經驗

一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的人，一個真正的學者，都會對粵語和粵語的重要性十分尊重、十分重視。試引筆者親身經歷。本人在2000年前赴北京大學，參加幾天的「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是演講嘉賓之一，想不到卻遇到極尷尬的場面。

當時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嘉賓依次發言，在除中國人外，尚有日本人、美國人、以色列人等，這些外國人全部以字正腔圓的普通話發言。筆者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30、40歲前從無機會接觸到普通話，雖然後來努力學習，也聽懂八八九九，但總不敢拿着講咪，在百多位學者面前大聲說普通話。怕的是惹起誤會，鬧出笑話。只有要求同赴北大的作家潘國森為我即場翻譯。

當我上講台時，先用粵語說兩三句，再由潘國森用普通話譯述兩三句。在場人士知道我要用翻譯，先是一陣輕鬆好奇的輕笑聲，隨即全場鴉雀無聲聽我的論文撮要。我把要說的內容減去一半，所以說得慢條斯理、響亮清楚，之後掌聲亦響徹會場，他們對不懂說普通話的中國人絕無歧視。

其後記得有兩位女士發言，年輕的說：「從未聽過粵語，楊先生說得抑揚頓挫，粵語很好聽啊！」中年的女士則說：「楊先生說不懂普通話，但潘先生說得也很普通啊！」隨即惹來哄堂大笑，氣氛奇佳。只見潘國森傻兮兮的望著我，苦笑無言。我反而成了突出的講者，會後許多人和我交換名片，交朋友。

論文答問以蹩腳普通話過關

因為進修的是中文，便考到中山大學讀博士。最後交了博士論文，還要通過由幾位學者組成的答問會這一關。5位學者中有3位是外省人，不懂粵語。當天一起參與答問會的博士生共有四人，旁聽的卻有百人左右。用粵語問我的教授，我用粵語答，用普通話問我的，我用蹩腳的普通話答。

要一面答題，一面轉成普通話說出來，狼狽不在話下，說了也忐忑不安。最後他們離場商量，回來後由一位外省教授代表發言。他說：「其實楊同學說的普通話我聽不懂，但不重要，因為我們讀過他寫的論文，一致通過他獲頒博士學位。」在一陣掌聲和輕笑聲後，這次答問大會圓滿結束。

從這兩次經驗看來，無論南北有學養的人，都尊重說粵語的同胞。還有一點，是他們都讀過我發表意見的文章。這帶來了更重要的現象：重要的訊息，我們都靠文字來溝通，而非光靠哪一種語言來溝通。

中國地大物博，歷史古遠，民族眾多，凝聚民族文化和愛國精神，是靠統一的文字。自從中華先民發明甲骨文象形文字，人和人的溝通便把語言和文字分家。一個人只要懂得2、3千個中文字，既可以和說任何方言的人溝通，更可以和2千多年來中國的文人智者溝通，學習他們的智慧。

有想到孔子的學生讀《詩經》，我們也可以讀《詩經》；蘇東坡和康熙大帝讀李白的唐詩，我們也正學習和欣賞李白的唐詩嗎？發明中國文字的人，把語和文分家的創見何其偉大！本人曾撰寫〈中文要學書面語〉一文，對這種道理，釋之甚詳。

粵語較普通話文化底蘊深厚

香港回歸不久，一次在課堂上說中文分口頭語和書面語。口頭語又分母語和地方語，母語指母親原來的口語，如：中山人說中山話，上海人說上海話，大部分的香港人說粵語（廣府話）。而許多時候，母語又和地方語重疊，既是母語又是地方語。

突然，一個女同學起立反對我的說法。她說：「普通話才是母語。」我問：「你根據什麼有這樣的說法？」她說：「學院的老師說的。」我說：「中國有許多民族，如住在偏僻山區的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懂普通話，他們怎能對孩子說普通話？那裡來的普通話是母語？蒙古語、西藏語的土語才是他們的母語。」她無言以對，靜靜的坐下來。

原來，有些人對「母語」一詞帶有誤解，那是對中國文化認識不深。前文引述某人所說，粵語「但僅屬方言，並不可能成為母語」，是大錯特錯，因為許多方言，正是母語。也曾在某場合聽到人說：香港人中文這樣差，因為他們不懂說普通話。言下之意，港人若懂普通話，中文便好得多？果然？然則北京6、7歲小孩都能說流利的普通話，中文修養便很好了？市井之言，不足為辯。

在今日中國社會，普通話是一種極值得推崇、廣傳國人的一種言語，本人絕無輕視普通話之意，反而一向以不能說流利的普通話為憾事。但在研究學術立場而言，粵語比普通話的底蘊深厚得多。例如普通話只有四種聲調，沒有入聲，而粵語有九音，抑揚頓挫，有音樂之美。試讀王曇〈項王廟〉詩，用粵語讀更見鏗鏘。

君王如玉妾如花，君馬一走天下瓜；赤蛇不死白蛇死，妾骨長埋垓下沙。
兒女英雄兩不足，水廟山煙吾來宿，八千弟子大風來，江東父老到今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