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7日，中國《環球時報》第14版發表李敦球的一篇文章，提出中日矛盾不可調和論。他說：「中日矛盾涉及領土領海、歷史認知和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等問題，屬於戰略層次，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這等於說，日本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敵人。
這種錯誤而危險的認知，正在一部分中國人當中彌漫。這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思想，也不符合中日兩國關係的實際。
歷任領導人的和解策略
毛澤東的對日外交思想，上文已經有所介紹，這裏再補充一條。1955年10月，毛澤東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時說，中日關係很長，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中日應該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關係。
周恩來為中日和解傾注的心血，已成為兩國關係的寶貴遺產。1955年1月，周恩來對來華訪問的日本貿促會會長村田省藏說：「中日兩國人民是願意友好的，能夠友好的。」（王俊彥著《大外交家周恩來》，頁755，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原中聯部部長朱良回憶說，從1959年9月起，日本政治家石橋湛山、松村謙三等人相繼訪華，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抽出時間，常常同每個日本友人長談四、五小時，而且多次長談，包括陪同松村謙三參觀密雲水庫，在火車上同松村謙三促膝談心。周恩來還提出「以民促官」的方針，推動兩國關係發展。
1962年10月，周恩來會見高崎達之助率領的日本貿易代表團時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侵略了我國。特別是東北事變以後，長期佔領了我國大片土地，給我國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我們對此是銘記在心的。但是，這60年的積怨和2千年來中日友好的歷史相比還是短暫的。我們今天正在努力忘掉它，忘掉積怨，今後加強同日本的友好。我們能否共同努力來提高亞洲的文化經濟水平？」（《大外交家周恩來》，頁768）朱良回憶說，1973年4月，廖承志率團訪問日本。出發前，周恩來與廖承志等人談話，「周恩來特別強調要高舉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旗幟，廣交新朋友，團結老朋友」。（朱良著《對外工作的回憶與思考》，頁113，當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
鄧小平致力於推動兩國和解，更是人所共知。1988年8月26日，鄧小平對來訪的日本首相竹下登說：「我是熱心於中日友好合作的一個人。」（裴華著《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37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
關於戰爭問題，鄧小平表達了向前看的態度。1978年10月23日，鄧小平訪日期間會見日本天皇時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裕仁天皇聽了不禁脫離講稿說：「今後兩國要永遠和平友好下去。」（《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37）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把中日關係放到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第一步放到21世紀，還要發展到22世紀、23世紀，要永遠友好下去。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53）
就中國如何處理與日本的關係問題，鄧小平多次提出，國與國的關係不搞意識形態爭論。國與國的關係主要應該從自身戰略利益出發，不去計較歷史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
江澤民也曾在不同場合反覆指出：中日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堅持中日友好。
中日兩國關係的實際情況如何？
對於中日之間領土爭端問題，鄧小平說：「由於日本戰敗，中國收復了所有被它侵佔的地方，它在中國沒有佔去一寸土地。懸案是一個釣魚島，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上面沒有人煙。我訪問日本時，記者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說，這個問題可以掛起來，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解決，下一代會比我們聰明一些，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對於這個問題以及同類的糾紛，後來我們提出了一種設想，就是可否採用共同開發的辦法加以解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93）
釣魚島僅有6平方公里，鳳凰衛視說它是「鳥不生蛋」的幾塊石頭。中印邊界爭端僅東段爭議領土就達9萬平方公里，面積是釣魚島的1.5萬倍，大小和浙江省差不多。這塊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風調雨順的寶地，就是我國藏南地區。該地區至今被印軍佔據，印度將其命名為阿魯納恰爾邦。長期以來，在兩國18輪邊界談判中，印度寸土不讓。不僅如此，2015年2月，印度總理莫迪還親自前往該邦視察，宣示主權，遭到我國抗議。
再看南海。越南侵佔了我國29個島嶼，總計比釣魚島不知大多少倍。越南在這裏開採石油，從貧油國變成富油國，甚至還向我國出口從這裏開採的石油。馬來西亞佔據我國九個島，而且是資源最豐富的九個島。馬來西亞也在這裏開採石油出口。我國領導人會見馬來西亞領導人，不提領土爭端，並且說中馬關係是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關係的模範。眾所周知，菲律賓也佔據我國四個島。從以上情況來看，就我國周邊領土爭議規模來說，釣魚島很小很小。這個爭端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時期一直存在，並未妨礙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兩國關係發展，所以中日關係不應被釣魚島爭端絆住腳。
向法國學習寬容大度
關於歷史認識問題，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政府領導人對於戰爭災難和歷史責任問題是有認識、有交代的。標誌是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的「村山談話」和中日兩國簽署的四個政治文件。同時，歷屆日本政府領導人還就戰爭問題向中國道歉25次。當然，我們應注意到安倍政府對歷史認識的搖擺。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5年3月29日發表文章〈日本需要正視戰爭歷史〉指出，安倍在講話中質疑「侵略」的含義，招致了批評。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安倍也曾多次表達對歷史問題的反省。2015年是二戰結束70周年，日本政府領導人將在8月15日就歷史問題發表演講，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這裏要說的是，我們在批評日本的同時，也要向法國學習，對歷史問題要寬容大度，像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那樣高瞻遠矚，超越當前，着眼未來。
日本遠遠不是軍國主義
關於地緣政治，主要是指東亞地區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的關係，即中日兩國爭奪東亞主導權。在人類歷史某些階段，崛起的新興力量衝擊原有國際秩序改變權力格局，常伴隨戰爭，這就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修昔底德陷阱」。但在全球化、民主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國互相嵌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新的形勢下，通過大規模戰爭調整國際關係，已經不可取。如今日本對中國崛起仍然不太服氣，但是只能逐漸適應這個過程。中國雖然在經濟總量方面超過了日本，但是在制造業質量、技術研發和環境保護等方面還落後於日本，需要向日本學習。
近年來，隨着安倍政府謀求解禁集體自衛權，擴大日本軍力，中國媒體出現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聲音。這種論調不符合日本社會實際。什麼是軍國主義？軍國主義是把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把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使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服務於戰爭。在這樣的社會中，軍事機構是全社會核心，佔據最重要地位，戰爭不僅是軍人的事，而且是全體人民的致力目標。眾所周知，日本社會並不是這個狀態。
總部位於瑞士的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2015年3月18日發表「是否願意為國而戰」的調查結果，在調查的64個國家中，日本以11%排在最後一位，而中國願意為國而戰的國民數字是71%。這就是說，在日本只有11%的人願意為國家而戰。這哪裏是軍國主義的形態？
正因如此，中國《環球時報》2015年3月19日報道說，日本各界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抱有警惕，反戰聲音不絕於耳。該報道還說，3月中旬，日本《讀賣新聞》、《東京新聞》、《北海道新聞》等媒體都發表文章，要求日本在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的今天，積極參與和平構築。2008年5月7日，中日之間第四個重要政治文件《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說：「日本在戰後60多年來，堅持走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通過和平手段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這是對日本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不可能讓日本永遠處於戰敗國狀態
我在2002年的〈對日關係新思維〉一文中說：「要讓一個戰敗國永遠不能恢復到正常國家狀態是不可能的。面對日本未來成為一個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趨勢，我們應該有一個心理準備。要把日本恢復正常國家軍事狀態的軍事訴求，同重新恢復軍國主義發展道路區別對待。」今天我仍然堅持這個看法。
缺乏事實依據渲染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容易導致「誤會連着誤會」，使社會輿論和國家政策沿着錯誤的方向滑動，不排除最終引發戰爭的可能性。這是我們要十分警惕的。
還是鄧小平頭腦清楚。1989年12月1日，鄧小平對來華訪問的櫻內義雄說：「我們兩國畢竟是近鄰，我對中日友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時，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對侵略。講歷史要全面，既要講日本侵華的歷史，也要講日本人民、日本眾多友好人士為中日友好奮鬥的歷史，這些人多得很。日本人民同中國人民一樣，是希望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對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不斷加強友好、發展合作來回答他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