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紅年代」是指國內十年文化大革命對香港社會，特別是高等教育界，造成極大衝擊的年代。這個年代大約自1967年左派暴動開始，至1978年金禧中學的師生因校長為教會斂財而靜坐抗議，最後問題得以和平解決而結束。它跟我擔任明原堂舍監的日子相當吻合：我1968年8月19日入職港大，1979年9月1日轉到中大教育學院當講師。
我在港大的主要職責是管理一間有200多個宿生和在高峰期超過300名非宿生的宿舍，次要的是在教育系（後來改稱教育學院）擔任名譽講師。有關宿舍的工作，重要的我直接向校長負責，但處理日常事務時，必須向教務處（後來分拆為秘書處及教務處）、財務處和管業處尋求指示和協助。作為名譽講師，我需向系主任 （初期是 Prof. Norman Henderson；後期是 Prof. Alan Brimer）負責。先後兩位系主任都認為我的工作量應是全職講師的一半，對此我欣然接受。入職初期，宿舍尚在維修中，除了一些策劃和聯絡工作之外，沒有太多事情要處理，我於是把大分時間和精神投入教育系。
上任次日遇到「布拉格之春」
我上任次日，便傳來人們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民主運動，給蘇聯用奇兵突襲的方式扼殺了的消息。港大有不少學生深感憤怒，用集會、焚燒蘇聯國旗和致電聯合國抗議等方式表達不滿。參與的學生大約有200人，事後我認識了其中兩位，一位是何文匯，另一位是劉迺強，並就此事交換過意見。
是年10月，政府出版了《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書》。我閱後很有意見，想寫篇文章，作個評論。跟文匯談起，他鼓勵我寫，並以《學苑》主編的名義向我邀稿。文章在11月中刊登後，掀起了一場茶杯裹的風波。一天，汪文恂老師找我去談話。甫見面，她便疾言厲色地把我罵個狗血淋頭。兩三分鐘後，我才搞清楚，原來是我的文章闖了禍。情況是這樣的：中文系的羅慷烈先生是該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他看了那篇文章之後非常動氣，認為我沒有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一定有人在背後主使，並認定那人是汪老師。汪老師受屈之後找我出氣，做弟子的有什麼話好說？
我還在拔萃任教時，分別得到區百齡先生和李林建華老師（唸教育文憑時的講師）的引薦，參與了香港青年協會和香港小童群益會的義務工作。我在青年協會擔任過執行委員會委員 （1966–75）、營舍委員會主席 （1967–69） 和員工及訓練委員會主席 （1969–71）。協會的總幹事叫李添瑞，綽號「大哥李」，為人粗豪，但粗中有細，很容易相處。十年來，我們合作愉快。
在小童群益會，我是圖書館暨出版委員會的委員（1967–69）。委員會的成員中，有一位名校校長，雖然是混血兒，卻以中國傳統文化衛道者自居。她為人既保守、又霸道。開會時，我提議圖書館可添置些冰心、夏丏尊、葉紹鈞、朱自清、巴金等名家的書，但她極力反對，認為他們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不應讓香港的兒童和青少年閱讀他們的作品。我於是問她應該購買哪些書籍，她的答案竟然是瓊瑤和郭良蕙的小說！這兩年，每次開會，我都有如坐針氈的感覺。最後，我唯有辜負了林老師的好意。
於60年代末短暫加入公民協會
經歷了1966年和1967年兩次社會動盪之後，香港各界都很關注青少年問題，因此我常獲邀請出席各式各樣的研討會，也有一些傳媒於會後向我訪問，以致我的名字頗常見報。也許是這個緣故吧，1968年11月間，張永賢律師來電約見，邀請我加入公民協會，成為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負責教育事務。他又建議我考慮來年代表協會參選市政局議員。
我是60年代初認識張永賢律師的，他是我一些物業買賣的律師。我們後來又在小童群益會見過面。加入公民協會之後，閒談間得知他是張慧冰的哥哥。在大學裹，慧冰是一位很活躍的同學，我跟她頗有來往。離開港大之後，各奔前程，很少聯絡。慧冰聯同張振國，以及好幾位主要通過中文學會和天文學會建立起友誼的同學，在張永賢的大力支持下，創辦了文理英文書院。
我接受了張永賢的邀請，但對參選下屆市政局議員的建議則持保留態度，表示要觀察一下才作決定。我跟司徒華討論了這個問題。對此，他持否定態度，認為市政局的民選議員只是香港政府的花瓶，起不了實際作用。我考慮再三之後，於1969年初向張永賢和主席張有興（Hilton Cheong-Leen）表示無意參選。
1970年秋天，經過將近兩年的觀察之後，我決定退出公民協會，主要原因是當我提請執委會討論中文運動等學生運動問題時，不少成員認為這些都是政治活動，協會不宜牽涉入內！對此我持相反的意見。1969年11月1日，我接受《新生晚報》訪問時，表示贊成學生參加社會運動，就是政治運動也未嘗不可，因為這些運動可以提高他們對社會現象的辨析能力，將來在社會上做事時會比較獨立自主和小心謹慎，不致人云亦云，成為應聲蟲。這個訪問次日見報。
明原堂與學運系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