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了國際及國內經濟正常運轉，金融風險和挑戰急劇增加，無論是銀行，還是信託、保險等非銀金融機構，其風險資產規模和不良率都呈現攀升趨勢，使自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不良資產供給激增的行業利好周期獲強勢拉長，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堅守主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疫情之下，不良資產商機何在
首先是銀行和非銀金融機構處置風險資產的需求上升。在疫情和政策的雙重催化下，2020年中國境內商業銀行需要處置的不良貸款規模上升到3.4萬億元人民幣，創歷史新高；香港金管局月報數據披露的認可機構不良貸款餘額也超過600億港元。信託計劃逾期、保險投資虧損，非銀金融機構的風險也在持續暴露。由於疫情導致的金融風險可能滯後，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可以預見，金融體系待剝離的不良資產規模在未來1至2年將大幅增長。
其次，部分金融機構「爆雷」待接管重整。隨着金融去槓桿和嚴監管的推進，中小銀行經營狀況分化嚴重，包商行事件催化了行業優勝劣汰的進程；部分信託公司前期激進擴張集聚的風險開始加速釋放，信託計劃逾期甚至違約事件增多；保險業務虧損包袱難甩，償付能力遭到質疑，疫情加劇了風險暴露。部分金融機構自身劣變為高風險企業，接管重整過程有很大業務商機。
危機化解併購重組趨升
第三，黑天鵝事件誘發了資本市場不良業務。疫情期間，由於債務集中到期和主體信用分化影響，債券市場和資金市場振動幅度加大，中資美元困境債、承壓債、違約債的數量和規模迅速擴大，衍生出相應的配置和交易機會。除此之外，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導致風險從金融機構分散至資本市場和投資者，上市公司紓困、退市風險化解等需求持續增長，PE不良資產市場還是一片藍海。
第四，疫情加速了經濟結構調整進程，實體經濟嚴重受挫。一年多以來餐飲零售業被迫轉型「上線」，酒店旅遊業整體陷入停滯，交通運輸服務業幾乎完全停擺，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倒閉的壓力，甚至龍頭企業、大型企業也逃不過嚴重虧損的風險，對於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的實體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隨着困境企業債務危機化解、併購重組需求的增加，不良資產業務領域不斷擴大。
挑戰升級，經營模式和處置路徑亟待改革及創新
一方面，同業競爭日益激烈。萬億級不良資產市場下，「5（全國性AMC）+2（地方AMC）+N（民營AMC）+銀行系（AIC）」的市場格局初步成形，或許還有第六家全國性AMC將要落地，百舸爭流，行業競爭挑戰加劇。除了帶有科技加成的互聯網公司及其他機構的跨界競爭，還有較高市場化水平和較強產品創新能力的「華爾街禿鷲」。
另一方面，不良資產類型多樣多變，處置化解難度升級。由於本次周期持續時間長，疫情影響面廣，風險逐步從中小企業擴散到大型企業，新增不良資產業務呈現出「大」且「難」的特點。
傳統的處置化解思路，如轉讓出售、催收訴訟等，傳統的不良資產行業生態，如AMC加上圍繞在其周邊的服務商，已不能滿足當下不良資產處置需要，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不良資產的流轉效率和價值提升效果。
轉型求變，合作共贏促行業高質量發展
第一，要加快構建不良資產處置行業生態圈。匯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金融資產投資公司、非持牌不良資產經營機構、國內外另類投資機構、投行、律所及評估等在內的所有參與者，博採眾長，多元合作，共享資源，開闢特色化可持續發展之路。
四大AMC有20多年的不良資產處置經驗，積累了訊息、管理、技術、人才和資金等優勢，應當在行業生態圈中主動擔當，發揮好領頭羊作用。
四大AMC發揮領頭羊作用
第二，要不斷拓寬不良資產化解處置路徑：一是靈活、綜合運用市場化債轉股、不良資產證券化、不良基金等手段，分類施策，精準拆彈；二是要不斷提升不良資產從業人員的能力，主動對接專業領域的頭部機構和優秀人才，形成合力。
三是要探索多重協同機制，包括政府支持和經濟手段聯動、「產業+金融」合作、互聯網科技賦能等等，通過當地政府組織協調統籌、利用優質產業客戶的經營強項、發揮互聯網的價值確定和市場發現功能，加快不良資產處置化解。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