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季，我考入新亞書院，那時候香港中文大學還未成立。開學不久，我便感到新亞的教育宗旨名副其實，確實為振興新的亞洲而培育人才。其課程設計重視中國文化，也同時重視西洋文化。中國通史和西洋文化史兩科，都是全校同學共同必修科目。又非常重視中文和英文，規定全校同學都必修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並且鼓勵各系同學選修大二國文和大二英文等語文課程，印象中很多同學都選修這類大二共同科目。
中西文化兼收並蓄
當時的英文基礎課程，大部分由幾位年輕的「耶魯學士」（Yale Bachelor）任教。這幾位剛從耶魯大學畢業的美國老師，大都熱愛中國文化，活力充沛，採用互動教學法，又熱衷課外活動，與學生打成一片，深受學生愛戴。他們都喜歡探討問題，要求我們大膽發表自己的意見，更鼓勵我們分別從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角度看問題，並作比較，然後取捨。這幾位「耶魯學士」後來大都成為出色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例如衛文熙（Edmund Worthy）先生成為宋史學者，歷任美國歷史學會（AHA）總幹事；高嘉龍（Sherman Cochran）先生成為康奈爾（Cornell）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賴德（Timothy Light）先生成為中國語言學專家，並任名校明德大學（Middlebury College）校長等要職。
中文基本課程，則大都由中文系資深教授任教。他們教學作風比較保守，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格。例如，每周的作文，規定要寫文言文，用毛筆書寫，不准加標點符號。攤派的作業也較多，連暑期也有作業。我記得暑期作業可以自由選題，篇幅不限。我在大一國文的暑期作業，把《論語》二十章的內容按德目分類重編，獲導師莫可非教授高度評價。大二國文的自選暑期作業是「《楚辭》之文學藝術」，導師黃華表教授認為頗有新意。畢業後我才知道，原來黃老師是一位楚辭權威學者。談到黃老師，記得有一次當他解釋漢代的《鹽鐵論》時，突然改用英語，大談英國阿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經濟學，並與《鹽鐵論》作比較。黃老師學貫中西，中英文並用自如，使同學們目瞪口呆。下課後，我們打聽得知，這位中文系系主任原來曾留學美國，獲加州大學及史丹福大學的高級學位。
新亞在九龍土瓜灣農圃道的校舍很新，但校園不大，除課室和辦公室外，只有一個飯堂、一片草地、一個籃球場。因此，我們同學之間見面交流機會甚多。除香港本地同學之外，我有機會與來自南洋和日本的同學交往，例如來自馬來西亞的郭益耀（後為著名經濟學家）、黃枝連 （後為著名社會學家）及來自東京的尾浦壽（漢名李剛壽、後為香港國際創價學會創辦人兼理事長）、山本忠士（後為日本亞細亞大學校董、日本國際教育交流協議會常務理事、中國吉林師範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等，對我們拓寬視野、增廣見聞，幫助甚大。我們雖然來自不同地域，在課餘促膝談心之際，都感到有一個共同的歷史任務，就是必須好好學習，將來為溝通東西文化交流、振興亞洲而作貢獻。
課外認識社會賢達
記得當時全校學生大概不足500人，學生課外活動卻是多姿多采。在宗教活動方面有基督徒團契， 也有佛教的研修班。熱衷時事政治的同學，經常組織晚間座談會，有時在校園，有時到《大學生活》月刊社（在九龍尖沙咀），探討香港、中國和世界問題。我就是在這類座談會認識一些香港知名文化人，例如胡菊人先生、陳特先生等； 也因而認識新亞一些外系的同學，例如我的學兄陳永明（中文系；後任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學院院長）和學妹劉佩瓊（社會系；後任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教授、全國人大代表）等。在戲曲方面有英文歌劇會、京劇社、崑曲班和粵語話劇社，我參加了話劇社 （社長為李金鐘學長），並參與演出過一些劇碼。
我最投入的兩項課外活動是新亞國樂會和新亞國術社。打從六、七歲起，我便參加故鄉（廣州郊區江高鎮沙龍村）的粵劇團，學習二胡等民族樂器。1955年我在廣州市的知用中學升讀初中二年級，代表學校考入新成立的廣州市青年業餘粵劇團，成為該團樂隊的首席二胡（頭架）之一，接受著名粵劇演員馬師曾、紅線女等老師的培訓指導。1960年秋季入學新亞書院不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錢穆校長知道我喜愛民族音樂，鼓勵我和其他同學在1961年創辦新亞書院古樂」。 我們推舉藝術系四年級的馮元植學長為會長，由中文系三年級同學張世彬和我（英文系二年級）負責實際會務。在錢校長和輔導處大力支持下，我們敦請二胡大師王純先生（二度榮獲亞洲電影節音樂大獎）為國樂會顧問，教授二胡， 並敦請藝術系吳恩明教授為古琴導師，開始古樂會的活動，最初同學們反應冷淡。
1962年我被選為會長，由於錢校長大力支持，在王純老師指導下，我推行一連串改革開放政策，把古樂會改名為國樂會，增設古箏、琵琶、簫笛、月琴、舞蹈、中國音樂史和樂理等課程，歡迎教職員和校外同學入會學習，會員人數因而大增，一度多達160名以上，佔全校學生人數四分之一。當時新亞學生自治會還未成立，國樂會成為校內最大的學生團體，也同時是極度西化的香港社會學習中國民族樂器最大規模的學校。國樂會的課程都在夜間或周末進行，即是之故，每逢夜幕低垂，校園內經常見到錢校長和夫人胡美琪師母、唐君毅教授夫人謝方回師母、中文系潘重規教授、藝術系王季遷教授、物理系蘇林官教授、新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啟樵先生、校長室秘書徐福均先生等，與國樂會的學生一起練習國樂，師生打成一片，成為新亞一道亮麗風景。
校外同學，例如香港大學英文系的何清顯（後任香港文物館和九龍公園博物館創館館長）和來自崇基、浸會、珠海等大專院校及幾家中學的同學，都先後成為國樂會的核心會員。最令我感恩激動的是好幾位國樂大師，不嫌棄我們微薄的車馬費，欣然來會授課。例如，古琴大師蔡德允女士（註一）、古箏大師陳漢光先生、琵琶高手馮德明先生（琵琶大師呂培源先生高足）、簫笛高手吳志強先生和張永壽先生等， 都在國樂會長期開課。短期任教的有二胡大師吳大江先生（後任新加坡中樂團和香港中樂團指揮）、二胡高手陳自更新先生和陳清池先生、民族舞蹈導師鄭重先生等。我們每年舉辦一兩次演奏會，都幸獲好評。特別是我們曾演奏和演唱從宋明舊譜找出來的祭孔樂《大成樂章》、《豆葉黃》等古曲，被評為香港樂壇創舉。
新亞四君子醉人自醉
我們也不斷與校外音樂先輩和團體接觸交流。例如，由於王純老師的引薦，我多次參加香港大學中文系饒宗頤教授主持的中國古典音樂雅集，並參與在港大陸佑堂舉行的中國古典音樂演奏會。此外，記得有一年仲夏，因為王純老師和陳漢光老師的安排，我和新亞國樂會的同學多人曾與著名的潮商音樂社的前輩們，自帶樂器，假該社在石澳的綺麗無比的泳灘，趁着清風朗月，少長咸集，幾乎通宵不停輪流演奏，醉人亦自醉。國樂會亦先後與訪港的音樂團體合辦演奏會和音樂座談會，例如台灣的梁在平樂團、美國耶魯大學音樂學院和Peabody合唱團、新加坡中樂團等，都曾與我們交流合作。我和其他三位國樂會創辦人——馮元植（藝術系、二胡； 後為香港著名國樂教師）、張世彬（中文系、古琴； 後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創館館長）和謝正光（中文系、簫笛；後為耶魯大學哲學博士、美國古蘭陵學院史學教授）——演出時必穿古樸藍布長衫，（見圖一）有時我們也跟隨錢穆校長、牟宗三老師等穿藍布長衫在校園走動，彷彿實踐校歌所說傳統禮樂的「千斤擔子兩肩挑」；幸而久而久之，在當時香港極度西化的氛圍裏竟然為同學們接受，不以為怪，人稱「新亞四君子」。（見圖二）
新亞國術社也是我心儀的學生組織。不過，很少同學參加這個組織，該組織也不設專業導師或教練，只有一個簡陋的健身室，配備一些舉重器具和一座雙杠。記得在健身室內偶爾遇見工管系的李海滋同學（後來成為旅美傑出企業管理人才，加州灣區新亞校友的核心人物），和我一同練習體操和雙杠。我自幼在鄉間學過洪家拳，為了強身健體，經常自己閉門操練，有時去健身室向兩位國術社學長請益。第一位是黃漢超（新亞研究所高才生，專攻中國歷史）。他是螳螂拳高手，後來著作包括《中國近百年螳螂拳術史述論稿》（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第二位是鄭麒膺（生物系， 蔡李佛派），新亞畢業後成為香港電影著名武打明星和武術指導。兩位學長的功力足以成為我的導師；他們為人謙恭熱誠，給我很大的幫助，迄今我沒有忘記他們關於武德武術並重的訓誨。
學習不忘關心社會
此外，我曾參加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的活動，幫助貧苦大眾建房鋪路，因此認識一些社會賢達，例如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醫生和專為貧苦大眾發聲的英國人杜葉錫恩（Elsie Tu） 女士 （香港回歸前香港臨時立法會主席）等。 我也認識不少校外同學，例如崇基學院的林鼎彝 （後來成為傑出的社會工作者）、香港大學的黃震遐（後來成為名醫、香港立法局議員）和梁秉中（後來成為中文大學醫學教授、新亞書院院長、全國人大代表）。我曾帶領一些新亞國樂會的同學去服務隊的工地演奏，慰勞服務隊的朋友。國樂會有些保守的導師不同意我們把古箏、二胡、琵琶等搬去田野演奏，有的老師甚至認為這樣做有失斯文，我們還是偷偷去了。我還為服務隊譜寫了兩首歌曲（《工餘小唱》和《服務隊進行曲》， 後來在《新亞生活》雙周刊發表），親自教他們練唱，提高他們士氣。
在上述課外活動之外，我還有幸獲准參加新亞研究所的學術夜談。夜談通常在周二晚上假研究所一間課室舉行，由唐君毅老師、謝幼偉所長、潘重規老師等輪流主持。每次聚會都安排一、兩位研究生或校外訪問學者作專題研究報告，歡迎在座人士提問或評論，繼由報告者答辯，最後由主持的老師作總結或提示改進建議。夜談是專門為新亞研究生而設的非正式的學術研討會，亦歡迎所外一些學者和學生參加。但是新亞大學部同學很少參加，記得經常出席夜談的本科同學，只有哲社系的林炳權學長和我。為了營造輕鬆和諧的氣氛，研究所的職員趙潛先生和鄭力為先生等，有時為研討會預備一些茶點或水果，供大家享用。記得我在大三時，唐師曾破格命我為夜談作報告，初生之犢的我，竟然冒昧提交報告，探討愛爾蘭哲學家佐治・巴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的觀念論（Immaterialism）及其影響，幸獲講授西洋哲學史的謝幼偉教授好評。我也常常參加研究所主辦的公開講座；我第一次聆聽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有關中國史學的報告，就是研究所在新亞的圓庭講堂舉行的一個講座。
註一：關於蔡德允老師的事情，詳見 Bell Yung, The Last of China’s Literati: The Music, Poetry and Life of Tsar Teh-yu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香港中大情緣點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