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真假期！

為什麼我們需要假期？讀社會學的人都知道社會制度的起源和它現在的社會功能和意義可能並不一致，這點在「假期」這制度上表現得很清楚。每周七天的起源來自古代宗教思想，而每周有一天休日則來自基督教義。暑假的來源，一說是西方社會開始普及教育時，農村家庭需要孩子們在夏天時下田幫忙。但更可靠的說法是，因為在城市夏天溫度太高，當時建築又簡陋、通風不良的校舍會容易滋生疾病，富裕家庭更往往會舉家到郊外避暑，放暑假只是無可奈何而已。

 

當然當代社會中，周末的宗教意義已減弱，孩子不用或不能工作，而校舍也已有空調。那麼為何我們還需要周末假期和暑假？

 

 

馬克思主義的答案很簡單，和我們對工時的限制一樣，是為了「勞動力再生產」。學生，和勞工一樣，必須休息，才可以繼續有效學習和勞動。沒有人會否認，充足的睡眠與休息，對兒童以至青少年的成長都非常重要。

 

還有就是，現在對每周五天工作與標準工時的討論也集中於一個很現代的概念——「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因此休息是為了讓上班族可以有時間和家人一起。中文大學多年前決定周六不上課，不上班的理由，正是要打造一個「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同樣邏輯下，兒童的成長也需要更多和父母家人一起度過的時光，在長假期中與家人一起到外地旅行，也是孩子們成長的重要經歷。

 

最後，休息時間與假期容許兒童及青少年進行一些對他們成長也是必須的活動——其中當然要包括遊戲，因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兒童有每天遊戲一小時的權利。在假期或暑假，如果他們能按自己興趣參加一些課外活動，當然亦有利於全人發展。

 

 

在英國，保守黨政府正考慮要加長每天上課時數，恢復周六上課，並縮短暑假。香港幸好未步英國後塵，但我們學生的假期與休息時間卻正被排山倒海的作業和林林總總的課外活動、補課與補習所侵蝕。 家長與孩子一起的「優質時間」（quality time），正異化為催迫孩子完成家課的無盡消耗戰。最近更有社工指出，不少小六學生現正過着「朝七晚十一」的非人生活，其中 TSA 的影響最為明顯。

 

在香港現在主流的教育生態中，幸福的定義好像是要在假期中盡量爭取時間溫習、做練習以求能迎頭趕上或保持優勢，或是在沙田區能於600多人排隊的暑期精讀班，脫穎而出成功報讀。要求孩子們能享受真假期，無疑又是破壞現有主流常態的訴求。如果教養就是要孩子們不輸在起跑線上，或教育的目標是要香港在國際大型測試（PISA, TIMHSS, PIRLS）中繼續保持世界前列位置的話，當然讓孩子們有真正的休息，沒有多餘的功課，取消密集的測考，讓他們和家人能好好地一起享受親子活動等種種願望，也一定只是痴心妄想。

 

當然，我們更不應忘記，需要假期與休息的，還有老師和家長。老師們現在的休息時間和假期，難道不也是被無盡的補課、進修、課外活動、批改作業所佔據嗎？不少家長在「日班」工後結束（往往已有加班），其實也只是「夜班」的開始，來督導孩子完成家課，而假期的主要「親子活動」，其實很可能只是課外班組的「迎送生涯」和在班組課室外打盹、上網、繼續工作而已。孩子們沒有真假期，也意味着大人們也不會有。

 

 

 

本年度6月底「教育大同」夥拍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舉辦的周年論壇正正是讓我們一起來思考，我們的孩子們為何、是否需要假期，也反思他們需要怎樣的假期。論壇以「我要真假期」為題，邀請學者、校長、老師、與家長一同反思教育的質與量。綠腳丫發起人柯佳列顯示提倡真假期的真意義源自家庭力量。家庭投入於閱讀及大自然是假期的最佳選擇！但香港小學的考評困局實在令孩子喘不過氣來，也扼殺了家長參與子女教育過程的空間。

 

青田教育基金韋惠英女士及香港大學謝錫金教授認為語言學習可以快樂輕鬆，建議以故事代替教科書來學習英文。香港教育學院鄭佩華博士的研究更駭人：傳統催谷的幼稚園培養出來的是一批「唔知點算」的兒童，遇到難題的小男孩只懂以眼淚面對。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校長徐俊祥博士是少數願意減少操練功課，加強閱讀課題及多元學習的小學校長。面對TSA成績有每年下降的風險，徐校長堅持不補課，讓學生下田，走進社區，藉此期望學生熱愛學習，主動學習。

 

分享過後，在創意書院進行的第二天的活動更豐富——玩泥沙、砌積木、學作曲、填詞、分享繪本故事、藝術創作，大人小孩把真假期活現出來。

 

正如創意書院創校校長黃英琦所說，「我要真假期」革命是要大眾的力量，要以嶄新而合宜的解決方法，從微細處做起。幾個家庭，幾個小團體，已可形成一股力量，制衡現行制度的不足。「教育大同」就是聚集了一群意念相近的同路人，向大家疾呼：我們在大制度下可以做的，何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