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否積極帶動科技事業？原來，在 AO 文化圈子裏，任何形式的政策傾斜都是大忌。英人有所謂積極不干預，至今，這個「不」字依然徘徊於不少為政者的心裏。例如政府優先採購本地產品，甚或對本地工業提供補貼，以致政府採用有利於本土工業的技術規格，凡此等等，都視之為離經叛道。
過往只有門面工夫
那麼，政府可以做什麼呢？我們看在任的政府官員，每每重複兩點：香港的自由法制和政府大力發展的基建，好像這就足以興起我們的科技事業。王永平先生曾指出，政府推動創新科技，政策和措施，數不勝數，例如成立創新科技署、數碼港、科技園、鼓勵競爭令香港互聯網和手機使用率最高等等，顯示創新科技政策「不斷加深、增廣」。但是，香港的數碼產業實際上並沒有興起，吹噓這些門面工夫反而最令人不安。
1998年我曾短暫於政府任職，思索香港科技政策的去向。我年前曾撰寫《重設科技局的我見》，提出香港如何走高科技這條路，先要想通三個問題：（1）辦工業，還是滿足於搵快錢的金融業？（2）積極帶動，還是任由無形之手、順其自然？（3）面向大陸，還是背靠大陸？
政府積極介入理想當然
我認為，政府積極介入，以政策振興本土工業，特別是數碼產業，是理所當然的。有別於商貿經濟，工業發展不能單靠無形之手。技術者，人與大自然的互動，而這必然涉及關鍵的公共資源的分配。試想，一個地區只有一條河，用作水力發電，還是運輸，或作娛樂旅遊？這必需政府主動介入，而不能任憑市場。
特區政府成立之初，時任局長的鄺其志，曾提出以推廣 ESD 加深市民的科技意識，IT 應用本身亦可促進政府的改造，加速香港社會數碼化的進程。雖然他志向未竟，但那確是有為的嘗試。將來，經濟起飛的地方必然是知識型的社會，關鍵是人。有什麼好方法刺激高新產業的起飛？集思廣益，為香港在未來的數碼世界尋出路。
我們提倡工業，有人卻認為金融掌握一切，這是自欺欺人的。我們可以買股票，不等於我們是老闆。到頭來，融資、股市都只服務於業務成功的公司，是他們的下游。商業的成功並非仰賴金融，而是對生產技術、物料和市場的掌握。
數碼技術為香港帶來機會
幸好我們還擁有相對先進的知識，而在將來的數碼世界，經濟起飛的，必然是知識型社會。可是，香港的知識正在退減中。知識是透過實際工作、身體力行，經過嘗試、檢討、再實施的成果。過往十年我們逐漸脫離了生產，工序北移，不單是職位的流失，連帶技術知識的網絡亦同時消失。
為香港的將來，我們必須重新掌握所有能生產商品的行業：衣物編造、食物培植、住房能源、以致藥物、電影音樂等等。重要的是整體的均衡；香港的問題是服務行業（包括金融）相對於生產事業的失衡。唯一辦法是我們重回工業。數碼技術為我們帶來機會，3D打印的生產可減低批量和加速周期，社交網絡的興起，亦成就更聚焦的市場推廣，這對走高價、小眾的公司有利，而這正是香港未來可探索的路向。
歷來香港沒有政策帶動任何行業，歷史上第一次企圖改變這軌跡的，是特區之初的董建華政府，97年第一份施政報告，他提出著名的八萬五房屋政策。較不為注意的是，他亦曾提出產業振興方案，這在香港是史無前例的。後來的事我們都記憶猶新，政策失足（董建華以足患請辭），轉換曾蔭權上台，殺科技局，產業政策原地踏步，香港經歷痛苦的迷失十年。
香港的特色將被移平？
如何解讀「中國好、香港好」亦是我們重要的課題。我得說明，這並非愛國與否；香港人愛祖國是義不容辭的。我們所面對的困難，是經歷30年全球化，中國盡吸日月清華，快成世界經濟黑洞（物理學語，引力極強的天體）這事實。隨着中國的興起，香港的特色將被移平。我以電影工業為例。80年代，香港正處東西交流的要衝，電影工業蓬勃。大陸興起之後，沒開放香港電影進入，只吸收人材，結果警察故事成龍變作公安，周潤發扮作北方農村的歹角，工作是不成問題，但香港新星不現，創作亦無以為繼。
全球化的害處，台灣處境亦相似。讓我們看到的是，政制並不解決所有問題，就算香港自由選舉，亦同樣遇上馬英九政府所面對的困局。
原文刊於《信報》網站，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