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學生掌握多種語言締造未來優勢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兩文三語一直是香港教育和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但語言學習從來不只是學業要求或個人興趣，而關涉更廣闊的層面。筆者成長過程中接觸不同語言的經歷堪可作為例證：筆者兒時，坊間認為掌握英語最重要。當時普通話並未有重要位置，自己只是在五、六年級曾經接觸過。出來工作後，也曾略為接觸過日文。

長大後，普通話隨着中國國力上升，變得愈來愈重要。加上香港回歸，普通話也成為今日中小學必須掌握的能力，甚至有學校提倡普教中。另外，韓文隨着韓風興起，也變得愈來愈多人學習。這在在反映，學習一種語言，或者吸引別人學習一種語言的，往往關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軟實力。特別是在這個變化迅速的時代，學習多種語言，更有其重要意義。以下筆者將從國際、國家及香港等層次，分享對學習多種語言的一點淺見。

掌握多種語言強化競爭能力

筆者於早前的文章中已介紹過國際勝任力和文化智商等新興概念。而這些概念當中，往往有一個重要的衡量元素，就是掌握多種語言的能力。

近年不少提倡教育改革的國際組織都指出，掌握第三語言甚至更多外語，是構成全球視野乃至未來人才條件的重要元素。例如美國的21世紀技能夥伴（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 P21）在其「21世紀學習框架」（P21 Framework）中，便將學習世界語言（World Language）作為21世紀技能學習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亞洲協會的全球教育中心（Center for Global Education, Asia Society）也將使用多種語言（use variety of languages）作為其全球素養（Global Competence）框架的其中一個要素，同時亦提倡學生應該令自己成為能掌握多語言的人才，這有助他們獲得競爭（competitive）和認知（cognitive）上的優勢。

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推動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除了在有關國際勝任力的框架中，將能說多於一門語言作為跨文化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要素外，並因應外語學習日益增加的重要，計劃於2025年在PISA中新增外語能力評估（Foreign Language Assessment），評估學生在學習外語方面的閱讀、說話和聆聽能力。

上述國際趨勢，正印證了語言學習、國際局勢及掌握相關素養的密切關係。這從1990年代初美蘇兩極狀況結束，美國單極獨強狀況出現，英語的重要愈趨增強，尤為清晰可見。而往後隨着中美角力，以至全球多極平衡模式會否成為主宰未來格局，將令全球文化多元變得更重要。而作為文化多元的重要元素：多種語言能力在此處境下，成為下一代理解多元文化，掌握國際大勢的鑰匙。

在以上趨勢下，加上香港一向是外向型經濟體，與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一直有緊密的連繫和交流，下一代能否掌握多種語言，將影響香港與不同國家和地區做生意和進行經貿往來的競爭力。

而在國家層面，近年積極提倡和推動的一帶一路，固然是國家的整體發展策略；但另一方面，香港能否積極參與其中，也關乎香港能否與更廣闊的世界接軌。筆者以往不論在演講還是文章中，均曾提出，對香港學生來說，參與一帶一路，是幫助我們乃至香港衝破「全球=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狹隘想法，打開更多元的世界，如中東、中亞、非洲、東歐等。

而掌握不同語言，正關乎我們能否與這些地區的民眾互動溝通，將更有助我們把握國家發展的這一機遇，與一帶一路沿線的不同地區交往，甚至日後建立和發展經貿往來。

耶魯大學對於修讀4年外語科目的報讀學生，也會在審核過程酌量加分。（Wikimedia Commons）

擁有語言優勢國際名校加分

來到較關乎我們切身利益的處境中，正是由於掌握多種語言的能力攸關未來人才能否應對當前和未來國際大勢，能夠掌握多種語言，已日漸成為升讀國際名校的重要條件。

以香港人熱衷報讀的英美大學為例，雖然大部份院校都只是要求報讀學生通過指定的英語能力測試，而大部分英國大學亦沒有明文規定，報讀學生需要已在高中階段修讀第三語言科目。但在由24間英國頂尖大學所組成的羅素大學聯盟（Russel Group）中，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of London College）已要求入讀學生必須在普通中學教育文憑（GCSE）修讀最少一門外語，並獲最少C級成績。

而在以文化多元著稱的美國，修讀外語乃至第三語言，更日漸成為入讀名校的加分項，甚至必須的要求。例如加州大學系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便要求報讀學生最少在中學階段有2年修讀外語科目，3年或以上會加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則要求報讀學生在中學有3至4年修讀外語。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也要求報讀學生須修讀3年或以上的外語科目。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和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對於修讀4年外語科目的報讀學生，也會在審核過程酌量加分。

單是上述趨勢，已足證掌握多種語言能力，除了關乎下一代能否成為具備足夠能力的未來人才，也左右着他們的升學階梯和路徑。

香港多語言優勢能否持續？

回到香港，作為一直標榜中英雙語並行乃至「兩文三語」的國際城市，香港在不少國際教育排名上向來名列前茅，特別是對英語或其他外語的掌握能力，更是位處國際前列。例如OECD於2020年10月公布了有關學生國際勝任力評估的結果中，香港學生在使用兩種或以上語言此一範疇中的排名非常高，有92%學生學習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在OECD相關經濟體中的排名僅次於新加坡和拉脫維亞。

然而，香港具有的多語言優勢近年卻好像發生變化。就在以上的同一評估中，香港學生在學校學習兩種或以上語言的學生比例的排名，於亞洲的OECD經濟體中卻只排名第四，低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台灣。此外，著名國際英語教育企業EF於2020年發表了「EF英語能力指標」（EP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根據這一指標排名，香港的平均英語水平於全球排名第33，但在亞洲24個參與排名的地區中只排名第五，低於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南韓。

香港在以上兩個評估中的外語學習和能力排名均低於新加坡、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或許是因為這些東南亞國家本身多民族共處（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華人、馬來人、印度裔雜處）、多種語言並行使用和西方殖民統治的背景，讓她們在學習和掌握多種語言方面，往往更有優勢。

反觀香港，長期的中英雙語並行，令香港學生對英語作為第一外語的能力水平居於國際前列；但與此同時，香港學生對第二外語乃至其他語言的掌握程度確實不高。根據政府統計處於2017年發布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結果》，香港本地出身人士最能掌握的第三語言依次為日語、法語和韓語，但也只有各佔2.5%和2%的5歲或以上本地出身人士懂閱讀和書寫日語；各佔0.7%和0.6%的5歲或以上本地出身人士懂閱讀和書寫法語；以及各佔0.7%和0.6%的5歲或以上本地出身人士懂閱讀和書寫韓語。

在上述情況下，無疑會令人擔憂：到底過往所建立起香港的中英雙語乃至多語言優勢，到底是否無法經受其他亞洲地區的挑戰，而成為劣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