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譽中國和印度為文明古國。古代中國大都國力強盛；古代印度卻不然，因此當然不曾稱霸整個次大陸，直至英國勢力入主才見改變。比如，台灣脫離中國而獨立，中國人情感上無法接受，連海外華人也難以接受。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脫印獨立，有些印度人或許覺得遺憾，卻無強烈的痛楚。
集權型態差異 致使不同政治軌跡
印度內部分化，使英國的拓殖進程更順利。英國人向孟加拉擴張時，莫臥兒王朝已開始衰落。印度因為缺乏統一並正統的歷史制度，獨立後采用盎格魯-撒克遜制度（Anglo-saxor）也容易許多。加之無需通過武力爭取獨立，進程便更順利。甘地、尼赫魯、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及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比同時期的中國活動家要西化很多。當時的中國只是個半殖民地，西化程度也更低。即使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前，西化也主要集中在各租界。共產主義本為西方思想，但毛澤東及其接班人所弘揚的中國共產主義，則別具濃厚的中國特色。
印度多元，與漢族佔九成人口的一元中國，形成強烈反差。印度人無法想象一邦首長並非來自本邦。而中國自明朝起，便遵循省長不可為本省人之規例。多數中國人民也接受此制度。獨立後，印度成立更多邦，以反映多元的人口構成。中國則自古便劃分省界，以防止小集體勢力過於強大。
因此，印度的政治節奏有別於中國。印度社會總是躁動不安，也許是這樣，才不會發生革命。印度沒有可以推翻並取代的中央集權。反之，如阿馬蒂亞·森所言，印度人總愛爭論不休。要記住中國歷史主軸相對容易，就是中央帝國不斷分裂和統一的線性進程而已。而印度歷史則支離割裂、充滿細枝末節。
土地及財產分配方式 構成發展差異
中國的朝代更替周而復始。一朝之始，稅輕而國庫充裕；一朝之末，稅重而國庫空虛。財產權都在朝代初期公平分配，並每至朝代晚期便高度集中。回顧中國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文化大革命時期，其實就在肆力把產權重新收歸集體所有。我記得在母親的祖籍潮州與外公的一次對話。當時鄧小平才剛剛實行改革開放。外公憶起文革期間，閣樓上燒毀文書的情景。那時，全國上下人人都燒，大家都害怕被指責心懷異念，意圖拿回原有的財產。這是中國大陸大肆重建前，最後一次清理土地。中國如今能開展規模巨大的公共項目，皆因多數產權為集體所有。
在印度，要收購土地來開發，情況則全然不同，而且往往需要展開曠日持久的訴訟。因此印度的城市發展雜亂無章。但儘管困難重重，增長動力卻廣泛多元且具內生動力。其基礎設施逐年改進，城市設施也日臻完備，儘管難望中國項背。
印度的優勢：人口
但印度卻擁有一個重大的長遠優勢：人口結構。中國將達15至16億的人口峰值，而後便會像日本般下降。儘管中國政府放鬆人口政策，但出生率的下降趨勢將難以扭轉。全球華裔莫不面臨這個問題，相應的公共政策無濟於事。出生率下降，其根源在走向共和的革命。婦女一旦解放並上學，當中許多便只想生育一二子女，甚至不婚，除非男性願意在家中擔起不同的角色。印度也面臨同樣問題，但遠不及中國嚴重。印度人口將在大約20年後超越中國，人口結構也會較為健全。
若說自然增長，中國像一顆參天紅杉，逐年長高；印度卻更像一大叢灌木，繁衍遍地。樹木會停止生長，總有一天會轟然倒地；灌木卻會向四方蔓延，即便有些枝葉根莖會枯萎。論生物量，灌木的重量相當可觀，最終可能媲美大樹。
灌木叢能一以貫之延續下去，是因其伸展於印度文明深處的根系。當文明如此多元並割裂時，很難確定有哪些組成要素。西方文明的聚合力，可追溯至其在希臘、羅馬和猶太基督教的起源；同樣，印度文明中也根植着一塊印度教、耆那教與佛教交織的共同基質，還在近現代鍍上一層莫臥兒帝國與英國殖民者的色彩。印度教萬神殿中有300多萬諸神。不論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還是人按自己的形象造神，這個數字多少反映了印度人的思維及其對多元化的包容。
我的好友印度內政部長吉登伯勒姆（Chidambaram）曾向我解釋說，關於濕婆的傳說故事各地不一，但並不矛盾。遊覽印度南方腹地的米納克希神廟（Shri Meenakshee Temple）時，見濕婆聖所中配有制冷空調。一位僧侶悄聲告訴我，濕婆的修行地卡拉薩山終年寒冷，所以在馬杜賴的聖所開點空調合乎事實。
印度如何回應西方
印度的特點，使美國絲毫不感覺印度有威脅。美印之間，也未有類似朝鮮戰爭或越南戰爭的歷史事件。印度推廣英語與和盎格魯-撒克遜制度，使之在某些方面比中國更似西方。也有人稱印度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儘管說的人語氣中往往透着屈尊俯就的意味。在英語國家，印度人在商界、國際組織及學術界擔任要職，從政人數也日益增加。非居民印度人形成的人際網絡是印度的一大資源。
然而，儘管印度與美國的關係更親近，卻不會任由美國利用自己對抗中國，除非符合自身利益。尤其在重大問題上，例如國際貿易、氣候變化、伊朗、阿富汗及緬甸問題等，印度的立場常常與美國對立。印度還會在諸多領域與中國合作，追求互利。比如氣候對話中，印度與中國有共同訴求。兩國均屬「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金磚四國峰會定期召開。中國支持印度成為上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國；印度也支持中國成為南盟（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觀察員國。
講者簡介
楊榮文，1988年起從政23年，先後擔任過新加坡新聞及藝術部、衛生部、貿工與外交部長。2012 年1月1日，楊榮文加入嘉里集團擔任副主席。自2012年8月起，他同時擔任香港嘉里物流集團主席。彼亦擔任那爛陀（Nalanda）大學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經濟論壇理事會理事、哈佛商學院亞太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受教宗委任擔任天主教經濟委員會委員。2012年11月2日起，楊獲友邦集團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氏同時是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孫中山南洋紀念館顧問，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訪問學者。
此演講發表於哈佛大學亞洲中心的第七屆年度蔡氏講座上。楊榮文當時是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傅高義傑出訪問學者。文章摘自楊氏新書，獲出版社授權轉載。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