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再次完美示範如何可以同時激怒所有人。離開年宵花市只餘一個月左右，政府宣布取消花市。花農反應強烈，群情洶湧，政府拖了一個多星期決定恢復花市，但規模減半，同時引進一系列防疫措施：控制人流，清洗攤檔，工作人員測試等等。結果是：花農繼續不滿，市民沒有講多謝，醫療專家認為花市半開會帶來病毒擴散風險，公務員也多了很多工夫做。至於有些已在市區零售點準備引進年花的小店，那些因為沒有花市而改變銷售計劃的本地花農、年花代理商等等，一定因為政府「彈弓手」而深感折騰，忐忑不安。全城罵聲四起，民望本已低迷的政府，其公信力基本清零。
政府表現差勁，我們沒奈它何
市民對政府的抗疫表現，既不滿、又憤怒、更多是沮喪與無奈。而不滿的情緒是跨階層、跨政治光譜，不能簡單歸咎於前年反修例運動所導致市民與政府的關係破裂。不過，也有為政府講説話的人。他們的主要論點是：香港疫情相比世界很多地方都不錯，確診數字和死亡率算是偏低。可能政府官員也是這樣想，因為他們面對公眾的態度是志得意滿，而不是誠惶誠恐，亟欲表現自己是運籌帷幄，而不是進退失據。
上述論點的潛台詞是香港人是刁民，對政府不公道。真的如此嗎？香港疫情不是太差應該歸功於政府？抑或是如果不是政府犯錯頻頻，香港情況應該比現在好得多？一年前，香港出現第一個新冠病毒確診，市民四處奔波以張羅口罩、潔手液、家居清潔用品，甚至日用品，主動減少社交活動。當時官員卻表示戴口罩並非必須，另外先是拒絕封關，然後只是局部封關。最後香港成功應付疫情第一波，確診和死亡數字比率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應該歸功於市民，抑或是歸功於政府？
香港現處於疫情第四波，我想不起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地方有四波疫情這麼多。而香港每一波疫情的起點都是輸入個案，亦即是因為政府把關不嚴而引起。市民一而再、再而三的疫情搏鬥，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市民抗疫疲勞，是因為他們從來都是鬆懈、不負責任呢？抑或是因為政府抗疫失策，令市民無所適從，筋疲力盡？
政府表現差勁，我們沒奈它何。罵官員幾句，不是真的期望有什麼後果，反正自2003年之後，沒有一個按問責制度任命的官員因為表現差、失民心而下台。市民批評官員，不過是想消消氣而已。
但消消氣也難。因為林鄭月娥説：既然政府沒有責怪市民，市民也就不應該責怪政府。花市「唔開又開」，官員否認是轉駄，只不過是用時間想清楚怎樣搞花市。還有較早前，在疫苗「有得揀還是冇得揀」的問題上，並不是政府改變立場，而是傳媒錯誤解讀。去年底政府開始要求抵港人士要在酒店隔離，比專家建議遲了大半年，但沒有説一聲「對不起，做遲了」。還有：測試數字長期追不上專家的建議；安排做追縱工作的人手不足，未能在病毒社區擴散之前切斷傳播鍊；滿街都有口罩賣的時候政府才向市民派口罩，而且還要等到確診數字低企才會派。還有、還有……失誤之多，不能盡錄，但政府總是不認錯。
在抗疫得失的認知上，官員與市民看法不同，也罷了。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完全不覺得官員對市民的痛苦感同身受。100多條人命，其中不少連跟親人作最後話别的機會也沒有。萬人確診，其中一些情況嚴重者可能還要面對康復後的後遺症。百業蕭條，除了官方的失業大軍外，還有不少人原職減薪、放無薪假、轉行減薪糊口、冒險創業苦撐等等。還有很多中小微企東主在結業與苟延殘喘之間掙扎，為資金周轉殫精竭慮。飲食、娛樂、個人服務場所在市道疲弱的時候仍要增加防疫措施，更要擔心被政府的突然措施殺個措手不久。還有：在公立醫院艱苦作戰的醫護人員，縱使有較高感染風險仍會緊守崗位的前線工作者，未能在家工作、每天仍然要依靠擠擁的公共交通工具來往工作間的雇員，因為子女不能回校上課而費盡思量安排工作、生活、學習的父母。官員有對普羅大眾的痛苦、對他們逆境求生自強作出過什麼表示嗎？
政府宣傳中有一個常見詞：齊心抗疫。每當見到這幾個字時，我覺得啼笑皆非。官員沒有同理心，對市民的苦況冷漠抽離，政策和言行經常都是「堅離地」。既然政府不與市民同理，市民又怎會和政府齊心呢？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