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的具體內容是甚麼人言人殊，但沒有清晰的定義，就無法評價公共政策或社會制度是否合乎公共利益。筆者參考了John Rawls的《公義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所提出的「無知之幕」假想，在拙著《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提出：只有在完全沒有既得利益的考慮下，人才能真正持平地評價公共政策，亦只有這樣的「預計利益」（ex ante welfare），才能稱得上是公共利益。
忘記私利 客觀研究公共利益
我們要假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利益，想像若這些身份和利益將由社會芸芸眾人中隨機抽出，自己會如何評價某政策或制度的改變？惟有如此，我們才能持平（impartially）地評價政策和制度。
「預計利益」跟「既有利益」（ex post welfare，或given interests）不同。在現實世界，人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慮，很難真正持平。但若要客觀、科學地研究公共利益，就只有忘記私利，作易地而處的想像。
John Rawls提出「公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其實就是說公義不可能偏私。公平即平等地看待各人，倘若自己的身份從「命運輪盤」抽出，有機會變成奴隸或賤民，相信沒有人會贊成奴隸制度或印度的種姓制度，也相信沒有人會否定男女平等或贊成種族歧視。
可見，平等相處，和諧共融，愛惜生命，互相尊重彼此的自由，不恃強凌弱，不以勢欺人，正是全人類共通的、真正的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 源於人性共通
人性是普世共通的，所以才有普世價值。我們都有共同的需要，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生理上的需要是物質的，包括衣食住行、健康、活動、性需要等；心理上的需要是精神的，包括自我形象、獲別人接受、能自由自主不受別人牽制、能免於恐懼憂慮、成功感、自我實現（self actualization）等。傳統上，經濟學家忽略了後者，直至上世紀70年代Richard Easterlin着手研究人類的幸福感，才開始逐步有經濟學者探討心理上的課題。
不同的族群因文化差異各有不同，衍生出不同的方法去滿足人類共同的需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亦會採用不同的形式去追求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滿足。
既然普世價值在於對人性的了解和對每個人平等的尊重，我們就有責任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唯一的禁忌，應限於不能傷害別人，也不要暴殄天物，以期達致可持續發展。對於今天港人非常關心的政治制度，我們應包容所有遊戲規則公平的制度，有沒有普選反而不太重要。
西式民主 非真正普世價值
可惜，不少人把手段（means）和目的（ends）混淆了，把西式民主視作普世價值、視作最終目的，但真正的普世價值是自由和平等、尊重和包容，而非任何一種選領袖的手段。
中共不認同西式民主是達致普世價值的最佳手段，為何我們不能接受中國以「自己的方法」追尋中國夢？由於普世價值的普遍性，「中國夢」和「美國夢」本應沒有什麼分別，不外是自由、平等、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免於恐懼、世界和平等價值。
自由包括創作的自由、選擇職業的自由、行動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表達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等；平等是互相尊重、平等競爭、機會均等、否決特權、否決濫權；安居樂業長遠而言還必須包括重視環保，因此經濟發展的模式必須具可持續性。中共在人民表達自由方面確實設了限，這並不太理想，但她針對的，其實主要是衝擊和試圖推翻其政治制度的言論和表達而已。
為什麼談公共利益竟牽涉到普世價值？本文就是要說明，公共利益離不開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我們要為香港人解決住屋、醫療、安老、治安的問題，這些都是較為物質的；除了這些，我們也爭取族群乃至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性別之間的平等、平等的信仰和政治權利等。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