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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端正:對中國文化 應懷着溫情與敬意

儒家尊崇的,不是天,不是上帝,不是君王,亦不是權力,更不是多數的人物,而是尊崇理性;儒家天不怕地不怕,若然違反天理良心,儒家是不會尊崇的。

由法住機構主辦,新亞研究所及灼見名家傳媒等多家機構協辦的「香港與儒家文化的現代傳承」歷史展覽,11月26至30日假中環大會堂舉行,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唐端正教授應邀在開幕禮作主題演講,以下為演講的精采部分:

至聖先師孔子 也是偉大學生

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儒家,開創儒家的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孔子既然是一位「先師」,但唐君毅先生說,孔子也是一位偉大的學生;他一方面是「有教無類」,一方面又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裏說得最多的,就是叫我們去「學」,開宗明義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所以我們這位聖人,也是一位偉大的學生。這位偉大學生創立的儒學,2000多年來,把我們中華民族傳承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然而,這樣的一位先師,這樣的一個學派,在近代卻遭遇到好幾次劫難,首先,就是滿清以部族政權入主中國,對儒家講求「明道經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學說,當然甚為忌憚,所以清代開始時就有「文字獄」,「順我者尊,逆我者賤」,所以清代以來,學者都不敢再談「經世,平天下」的道理。儒家一向都講「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清代學者只能藏於故紙堆中,這就是儒學的一個劫難。

接着是清末,國勢日衰,引起列強的侵凌,民不聊生,中國人要揹着包袱走四方──山西人要「走西口」;山東人要「闖關東」;福建人、廣東人就要「下南洋」,世界各地都有中國的華僑,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言:「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

幸道天南尚有花 儒學花開遍全球

隨着中華民族花果飄零,儒家學說也是「花果飄零」。法住機構出版的《法燈》,張靜博士曾有一篇報道〈幸道天南尚有花〉,「天南」指新加坡;「花」指的是南洋孔教會。實際上,不僅「天南有花」,隨着華僑散布全世界,儒家思想亦散布全世界,因此,全世界都有這朵「花」。但是,我們由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到「批林批孔」(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林彪和孔夫子的政治運動),儒家的劫難是愈來愈厲害,很多人要「打倒孔家店」,說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綫裝書要「丢到茅厠裏」,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近代就是這樣遭遇劫難。

究竟中國文化是否這樣不濟?梁啟超先生的《歐遊心影錄》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去歐洲,見到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老師蒲陀羅(Boutreu),他對梁啟超說:「你們中國着實可敬可愛,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希望你們好好的保存這份家當。」

英國的哲學家羅素認為,西方文化的長處是科學、知識、技術;中國文化的長處是對於人生有正確的觀念。他希望中國人將寬容、恬靜傳給西方人,以作為西方人傳授科技知識的報答。

日本學者五來欣造(1875-1944)說:「在儒家,我們可以看見理性的勝利。」

儒家尊崇的,不是天,不是上帝,不是君王,亦不是權力,更不是多數的人物,而是尊崇理性;儒家天不怕地不怕,若然違反天理良心,儒家是不會尊崇的。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中國的劇本有《打神》、《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亦可以「大鬧天宮」。中國人尊崇的,就是理性。這樣的一個中國文化,我們應不應該保留下來呢?

新儒家幾位代表人物,左起: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和牟宗三。(翻攝自「香港與儒家文化的現代傳承」歷史展覽場刊)
新儒家幾位代表人物,左起: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和牟宗三。(翻攝自「香港與儒家文化的現代傳承」歷史展覽場刊)

錢穆發憤成大家 為民族復興辦學

因此,1949年,錢穆、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租了九龍佐敦偉晴街華南中學四樓兩間教室,開辦了亞洲文商夜學院(新亞書院前身)。錢穆先生為何在逃難之餘,還租人家兩間教室來辦學校呢?他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必須是中華文化意識的復興。因此,他到了香港之後,就要創辦新亞書院,希望通過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復興、中華民族自信心的復興,復興中華民族。他說中華民族是必然會復興的,他對中國文化有絕對的信心。

錢穆先生中學還沒畢業,只因作文成績好,學校奬他一本由蔣百里先生(民國軍事家)翻譯的世界名人自學成材的傳記,他因為讀了這本書,發憤自學,成就學問。

講歷史,胡適、傅斯年諸先生繼承了清朝考據訓詁之學,他們講歷史,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為什麼要上天下地,找第一手的史料,才能講歷史呢?中國不是有四書五經,不是有二十四史嗎?根據這些記載不可以講中國歷史嗎?一定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嗎?抗戰時期,中國人需要的歷史,是要能夠鼓舞國民對民族的自信,對自己文化的自信,所以,錢穆先生寫《國史大綱》,就是要鼓舞國人,對傳統文化,對中國的歷史的信心。

一般人總是把秦漢與羅馬帝國相比,但羅馬帝國是帝國,以羅馬為中心,本身有階級,是向外擴張所形成的一個帝國;秦漢,哪怕只是秦朝,也用許多客卿,不盡是秦國的人;漢代也是從四面八方產生人才,擁護中央,成就了一個士人政府。古代中國有所謂九品中正制、科舉制,這樣的政權,與羅馬帝國不同,不是階級專政。我們經常罵中國人「封建」,錢先生說,漢以後,封侯的只能「衣租食稅」,與西方封建時期大不相同。

再說「專制獨裁」,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一再指出,中國一樣有選舉制度,有科舉制度,有銓敍制度,都不是一句「專制」就可以抺殺的。

唐端正教授(左)與其師唐君毅先生攝於台北圓山大飯店。(翻攝自「香港與儒家文化的現代傳承」歷史展覽場刊)
唐端正教授(左)與其師唐君毅先生攝於台北圓山大飯店。(翻攝自「香港與儒家文化的現代傳承」歷史展覽場刊)

讀書要長養性情 文化要回歸生命

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就是要告訴世人,特別是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人,不要以為中國文化是「化石」,沒有生命,應該懷着溫情與敬意來看待中國文化。儒家文化不僅照顧我們的日常生活,講的是「天人合一」,中國文化是從一個本源產生的,不像西方文化,從希臘、羅馬、希伯來而來不同,所以,中國人講宗教,不能離開道德,因為是一個本源產生的。例如祭天是為了「報本返始」;祭祖是要「追養繼孝」;祭百神是講求「崇德報公」;「報本返始」、「追養繼孝」和「崇德報公」既是道德,亦是宗教。

唐君毅先生來到香港,自言所論以吿世人者「可以立三極、開三界、存三祭槪括之」。三極即太極、人極、皇極;三界即人格世界、人倫世界、人文世界;三祭就是祭天地、祭祖宗、祭聖賢。他希望中國文化能夠盡量吸納西方的民主科學,開創一個新的世界文化。

牟宗三先生講生命的學問,他認為一生人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發揚儒家文化裏面「真實的生命」。他講生命之學,不是一般動物的生命,而是有人性、有理性的生命。

徐復觀先生本來是少將,抗戰時期在重慶北碚見到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問他讀書的情況,他就侃侃而談,結果熊先生教訓了他一頓,指出「讀書應首先讀出人家的長處、好處,然後才批評,否則便是沒出息」。受了熊先生的當頭棒喝,徐先生認為是他人生最大的轉捩點。徐先生的名著《學術與政治之間》,尖銳批評當時的時政,但他相信,孔孟學說不會消滅,中國文化終於會重新興起。

「讀書要長養性情,文化要回歸生命」,這是霍韜晦先生創辦的法住機構所主張的性情教育,就是要把儒家的理想,從學院推廣到社會,讓市民了解國學。國學是立國之學,我們要懂得國學,才能知道自己的身份,你是中國人,你有了自己的身份,就知道應該做什麼,你的人生意義寄託在哪裏,不僅是講道德,說仁義,還有「商道」,饒美蛟教授也組織過商團,孔子的學生子貢(端木賜)也是經商之才,儒家就是要事事關懷熱衷,成就各方面的文化價值。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