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時（香港時間11月7日星期六晚上），美國總統選舉未有最後結果。形勢上，拜登佔有壓倒性優勢，明年入主白宮應無懸念。但如果特朗普堅持不認輸兼打司法戰，選舉結果隨時拖到12月才有結論。不過，我們可以合理假設拜登將出任下屆美國總統，並認真探討在他上台後美國對中國和香港會採取什麼政策。
（編者按：美國多個主流傳媒，包括親保守派霍士新聞等周六晚均報道，民主黨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預計勝出，奪得當選所需的選舉人票，將成為下任美國總統。）
競選期間，網上流傳大量關於拜登（或者他的兒子）收中國錢、上台的話必然與中共勾結的訊息。這類在競選期間針對政敵的黑材料，虛實難分，不宜太認真看待。
另外，不少香港人視特朗普為敢於對付中共的「英雄」，擔心如果拜登上台會恢復與中國對話合作的軟弱政策。很多人因此希望特朗普連任，有些甚至會簡單地追隨他的論述，指摘民主黨應該為錯誤的對華政策負責。
其實美國過去幾十年的對華政策基本上是共和、民主兩黨的共識。過去四年特朗普主政期間，美國對華政策似乎有根本變化，其實也有很強的兩黨共識基礎。
特朗普是實用主義者，並非先天反共或者反專制的政客。他對伊朗、古巴、委內瑞拉等好像很強硬，但他對俄羅斯、北韓、沙地阿拉伯等都比前任寬容。至於對中國，他原先只是集中打貿易戰，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興趣不大。關於香港的民主人權法案是在國會內先醖釀，到有了兩黨強大共識後特朗普才確認簽署。對於香港人為人權自由奮勇抗爭，他並沒有展示熱情的支持。
不過，美國對華政策大變，特朗普本人確實發揮了關鍵作用，其中渉及兩大原因，一個是直接原因但影響未必長期，另外一個是間接原因而影響可以很深遠。
直接原因是新型冠狀病毒。今年初，特朗普的競選形勢不俗，因為之前三年美國經濟繁榮，差不多是任何現任總統爭取連任的保證。新冠病毒打亂特朗普以亮麗經濟成績爭取連任的如意算盤，再加上他領導抗疫無方，選舉形勢由好轉壞。一方面因為卸責，另一方面因為老羞成怒，特朗普對華態度出現大逆轉，他政府內的對華鷹派乘勢而起。國務卿蓬佩奧正是鷹派的表表者，他組織了內閣成員有系統地發表針對中共的新冷戰宣言，亦推動國際盟友聯手對付中國。
新型冠狀病毒的衝擊會隨時間減弱，特朗普、蓬佩奧的個人作用會隨着人事變動而消失。但特朗普有一項政治遺產會對美國對華政策有深遠影響，這就是「美國優先」或者「美國第一」。
四年前，特朗普以「令美國再次強大」作為競選的主調，贏得很多美國人的認同。本來這個方針並非針對中國，但因為中國的崛起，近年中美爭逐世界頭號強國地位令兩國矛盾激化。過往美國對華採取對話合作政策，國內的共識基礎是：政客以為中國參與國際市場可以促使其政治變化，商界從中國的生產能力和市場謀利，美國人民對中國有好感。到了今天，中國盡享參與國際市場利益的同時，中共反而變得更為專制，增加政治高壓之餘亦增加對私人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限制。中共的「戰狼外交」以及不時爆發的狹隘民族主義，令美國人（和世界很多地方的人民）對中國觀感變差。這些因素構成新的共識基礎，支持着特朗普政府後期對華強硬的政策。
可以這麼説，美國對華強硬政策的基本因素不會大變。人事方面，雖然換了總統，國會內兩黨的重量級鷹派人物如參議員魯比奧、克魯茲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仍然活躍。前兩者與蓬佩奧更會是共和黨2024年大選總統候選人的領跑份子。
特朗普是美國政壇異數
特朗普是美國政壇異數，不按牌理出牌。他加速了美國國內對中國看法的轉移，以「美國第一」的意識形態確立了對華鬥爭的戰略理據。拜登未必有像特朗普做大動作的能耐，但由於對華政策重新定位已經基本完成，他蕭規曹隨並不太難。更加上拜登外交政策應該重返多邊主義的框架，有可能會更有效地動員國際社會制約中共。
中國方面，相信中共總的研判是，無論是拜登抑或特朗普當選，美中關係的大格局都不會變。中共五中全會剛於10月底結束，在美國大選前夕已經初定第14個五年規劃的綱要，把「雙循環」確定為中期以至長期的發展策略，即是已經假設與國際市場部份脱鈎難以避免，要加強自力更生。
沿着這個思路推論，中共對美不會太軟弱，但也不能硬得到那裏。習近平要維持強人形象，對美國不能示弱，所以強調自力更生。但既然是「雙循環」，即是説仍然要參與國際市場，不能完全脱鈎。其實中美利益關係已經千絲萬縷，要完全脱鈎並不容易。按道理美中關係未來幾年應該是談談打打，但近年中共心高氣傲，對外政策志大才疏，如果低估美國民情、低估拜登團結國際社會的能力，也可以令美中關係的緊張加劇，甚至是使中國在國際上更加孤立。
四年前，中共曾經以為希拉莉會是較麻煩的對手，因為她經常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而特朗普是一介商人，在討價還價中達成妥協應該不會太難。結果過去幾年，中共面對特朗普盡顯困窘。今天他們或許會憧憬拜登是較易應付的對手。不過如果真的如此，這恐怕只是一廂情願。平情而論，雖然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他的「美國第一」戰略定位絕對理性，符合美國國情。反而中共的「強國夢」，才是一場發得太早的夢。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