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曾經提到許烺光，有些讀者不認識，但是若說是Francis Hsu，那認識的人就多了。他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各地的文化與心理，與後來比較成熟的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息息相關。他的「大我」與「小我」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對於文化探索一個最核心的課題。
把「大我」與「小我」放大與縮小到極端，變為「社會」（全社會、全個城市、整個國家）與「個人」的關係。為了討論方便，不妨把社會稱為「國家」，把個人稱為「國民」。可以看到有兩種價值觀。一種是，國民先於國家：國民（小我）好，國家（大我）才算好；因此，國家要做的，首先是滿足國民。另一種是，國家先於國民：國家（大我）好了，國民（小我）自然好；因此，首先是要讓國家強起來。當然，誰都知道，國家與國民，即社會與個人，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循環關係。但是具體來說，先有社會，還是先有個人；國家與國民，孰輕孰重，往往是社會制度的核心價值。
一個口罩 窺見文化
眼前的例子，目前的全球疫情，對每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是一種考驗。光譜的一端，一些地方，民眾認為戴口罩是危害個人自由，堅決不戴。理由是「我沒有病」，「也不怕人家傳染給我」，也許潛台詞是「傳染了也是我個人的事，別人管不了」。說到底，認為不戴口罩是一種權利，戴口罩是侵犯了個人的權利。
這種觀點，在美國甚囂塵上；在某些州，甚至幾乎成為主流。在他們的文化裏面，個人是獨立的個體，周圍的人群，與自己關係不大。
光譜的另一端，則認為戴口罩是一種義務，「人人戴口罩，才可以遏制病毒的擴散」，「大家都不戴口罩，結果疫情會愈來愈嚴重。」不一定是什麼偉大的犧牲，因為最終疫情若是嚴重，也會危及自己。於是，戴口罩便成了一種不明言的義務：「不戴口罩，沒有公德心」。香港社會大概屬於這一類，即使沒有「口罩令」，街上戴口罩的，幾近100%。即使是抱着「也保護自己」的想法，也是心中想着周圍的人，承認自己是在群體的包圍之下生活的。
需要什麼 想要什麼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歐美，戴口罩變成了一個社會和政策大議題；而東亞這一帶的「筷子社會」，戴口罩卻似乎順理成章。有人認為這裏面也有是否尊重科學的問題；筆者認為，概有之矣；但是一個社會，當個人的權利成為最高的考慮，科學也會變得與己無關；又或者說，大社會發生的事，個人甚少需要去關心；人們也許覺得，戴口罩是有關感染，是社會的事；我個人是否得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其他文化的人，就很難理解。
回到教育，筆者最初進入學術圈子，1980年代初，那時候流行教育規劃，而最熱門的課題，是「人力需求」（manpower requirement）與「社會需要」（social demand）的矛盾。所謂人力需求，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各類各級人力，後來稱為「人力資源」。而所謂社會需要，其實是講社會上個人的期望。當年香港教育當局的負責人李越挺，也是國外公認的教育規劃泰斗，曾經簡潔地歸納為”What is needed？”與”What is wanted？”——社會需要什麼？人們想要什麼？
用自由市場的經濟觀點：社會需要什麼，會轉化為人力市場的需求，轉而表現在人力市場的工資，而工資將會指揮人們就業的取向。於是社會需要的，與人們想要的，兩者之間的矛盾，會通過市場的調節而化解。那時候教育經濟學一個常見的課題，是教育的回報率（rate-of-return）。政府因為教育的社會回報（GDP增長）而樂意投資教育，個人因為教育的私人回報（收入增長）而樂意接受教育。
當然，現實並沒有按照經濟學的如意算盤發生。筆者念碩士時的同學、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元老范浩泉【註1】，他的論文（1983）就發現，年輕人選擇職業，有兩種傾向：一、根據個人興趣，二、根據工資、聲譽、地位（其中也有文化因素，以後再談）。前者就不按經濟回報來就業。
調和社會與個人，「群」與「己」的矛盾，其實中國古代的科舉，已經是一種可以說是非常有效的機制。科舉，是把「社會」的治國、平天下，與「個人」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巧妙地統一起來。本欄一貫認為，科舉其實是選拔官員的機制，並非教育；但是因為科舉着重讀書，也是當時人們讀書的唯一目的，於是後人把它當成是教育。但是卻形成了「群」與「己」的融合平台。「克己」，十年寒窗，歷盡艱辛，懸樑、刺股、借光，期望一朝成名，就會拜為宰相，招為駙馬，衣錦榮歸。社稷的興盛與個人的利益，同時降臨。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這是達到這種公私「雙贏」目的是唯一途徑。其政治意義，遠遠超過讀書（教育）。
社會個人 孰重孰輕
中國的科舉於1905年結束。在民國初期，一直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基本的思潮，是反「禮教」；把推翻帝制的政治革命，延伸到文化領域。現在回顧，反「禮教」的實質，是希望結束結構性的社會關係，釋放個人，向西方的主流文化價值觀看齊。實質上是想創出一種新的「群己關係」。中國社會，其實一直在這種群與己、公與私、社會與個人、國家與國民之間的矛盾裏面掙扎。
1949年，在人民共和國開國最初的幾年，深受「蘇聯老大哥」的影響，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需要行業、生產單位、各式機構，都按國家的五年計劃從事。在學校而言，就是要服從國家分配，進什麼學校、選什麼專業、將來從事什麼工作，都由國家替你安排。相應的意識形態，就是要樹立個人服從國家的價值觀。
筆者手頭有一本1958年出版的《青少年修養》，裏面很完整地提出對青少年生活各個方面的基本價值觀。其中有一章，專門討論「個人和集體」，裏面提到「……集體主義，才是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關係的唯一正確原理。集體主義原則要求我們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應當服從集體利益；必要時，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個人的性命，去維護集體利益。」
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打倒的最高領導人，是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關鍵的「罪狀」，是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被批鬥的關鍵，是書中的「公私融化論」，就是主張要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融合來考慮。這是他嘗試把「社會」與「個人」的矛盾，在概念上統一起來。簡單來說，就是考慮為國家而奮鬥的時候，不等於就是犧牲個人的利益。與上述的集體第一，是唱反調。
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滲入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大學生的畢業分配也在1996開始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很容易又變為相反的意識形態，即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上。但是這種情形似乎沒有出現。
一個例子，可以看到在這方面的掙扎。筆者一位博士生田玲（現居美國），她在念博士的前後，都是北京大學的教師。她的論文（2000），就是研究北大的文化【註2】。四百多頁的論文，總括一句，就是北大人都在個人理想與國家前途之間，同時謀求兩者的最大化（大意）。注意，這裏不是說兩者的平衡，而是兩者的最大化！這可以說是「北大人」出眾的地方，但可以說是群與己掙扎的最高點。
註1： Fan, P.H.C. (1983) The management of careers education programmes : challenge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in tim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HKU MEd dissertation.
註2： Tian, L. （2000）The habitu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its students’ lives. HKU PhD Thesis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