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兩篇專訪〈專訪林煥光（一）：否決政改方案後，下一步怎樣走？〉及〈專訪林煥光（二）：行政立法關係為何比三年前更惡劣？〉，林煥光跟我們古往今來，分享了很多他的角度和看法。林煥光已經從政逾40年，經歷的風風浪浪，絕不限於中英聯合聲明、天安門事件、九七回歸。本文他跟我們分享了一些他這代人的感慨。
整理：馬文煒、李敏貞
文：文灼非社長
林：林煥光議員
不是誰推翻誰 而是一齊去做
文：行政立法關係不佳，對香港有什麼壞的影響？
林：去年是我入職公務員40周年。40年的公職經驗讓我看到的，是香港社會的轉變愈來愈快，科技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而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也好，經濟體系也好，貿易體系也好，其轉變之快速是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當然還有近期有政制改革等，但這個始終是短暫的，科技和經濟這兩大變動很快，不容易追上。科技不用說，互聯網本身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能追得上，因為它實在變得太厲害，社交媒體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現在訊息的演繹和變動，連傳統媒體都很吃力。但經濟也不要小看，全球經濟一體化當然有很大的好處，全球生產力上升，價格被拉低，這是好事。但對一個城市甚至是一個國家來說，這個衝擊是很難預計的，尤其香港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城市，那個衝擊是可以一下子淹過來，我們如何去應付這樣的局面？
但香港的法律轉變實在太緩慢，例如通訊、貿易和私隱處理，因為科技的轉變，我們全部跟不上，為什麼？不是因為官員蠢鈍，可能全世界政府都跟不上，而是因為我們的法例很多時候去到立法會是通不過的，造成一個 downward spiral。很多時政府覺得去立法會搞得很久，於是要到了真的要去的才去，拖得的就先拖着。到有些真的不能拖了，但要立法又隨時折騰兩、三年，然後改頭換面都不知變了什麼。最後那條法例即使過了，但世界已經走到很遠，這是會令香港「死」的。真的要用「死」這個字，因為你跟不上，別人都跟得很吃力，但跟得上，我們卻跟不上。
我們現在很多東西是在吃老本，所以都是要回到基本步，行政立法機關一定要找出一套可以持續運作的關係。不是要誰推翻誰，而是大家要一齊去做，因為最終這個城市不能像中國大陸或美國般的國家，有很多空間去犯錯，有很多空間去捱打，還能回頭。不要看香港的人均GDP在世界十大之內，我們這麼小，這麼開放，很容易受到外圍衝擊，700萬人會感受得很厲害。所以我是焦慮的，真的希望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一些主要政黨的成員坐下來做這個工作，在政改過一段落之後，大家要回到基本步，因為施政不是說笑的。
香港處處停滯不前
文：民生大過天，是不是？
林：是呀，有時不是建一條鐵路快兩年、慢三年這麼簡單，而是我們很多東西都墮後，很多法例都在拖延。
文：現在年輕人都會覺得很多東西都沒有發展到，令他們機會少了。
林：整個法律基建一墮後，很多東西都轉不到，經濟的機會就會墮後，一墮後對年輕人的打擊會很厲害。
文：他們會感到很絕望。
林：對呀，現在說上位好似很困難，但香港有這麼一個富彈性的經濟，這麼有企業家能量，其實比新加坡好。李顯龍都認為香港的企業家精神比他們強得多，又有中國大陸這麼強大的經濟後盾，為什麼我們好像處處停滯不前？似乎經濟體系找不出新的路向，其實就是因為整個政治法律基建工作未能做好，最慘的是被「陰乾」了。但很多人還沒有醒覺，原來現在的法例已經是大大墮後於別人，根本不行。即使簡單如建屋，現在你看看金鐘一帶的房屋，3萬多元一呎，如何買呀？打工仔如何拚命賺錢都根本買不起，那再走遠一點，整個灣仔都兩萬多元一呎，所以梁振英把扶貧、房屋、政改還有環保列為最重要的政綱是對的。
但房屋問題被很多地區狹隘的利益集團擋住，公屋不准起，加一點地積比率也不可以，在他們面前建馬路又不行，但政治制度一定要能緩和這些矛盾，令香港可以繼續向前行。例如東北新界發展都要阻礙，其實整個規劃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將它發展為一個既發展又可以農耕又可以綠色的新城市，完全可以環保，可以低碳，但一句不遷不拆，這簡直是不用腦的。原諒我，我知道很多90後是湧去擋住這個東北計劃的。
因此你說政制要緊不要緊，就是要緊在這些關鍵的位。香港其實真的是一個小政府，小的意思不是公務員數目，政府的公共開支只佔GDP 20％，很少發達國家會佔這麼低的。香港的稅為什麼能這麼低？也是因為政府只佔用五分之一的民間資源，這樣的政府角色的確是有限的，不能像中國政府什麼都管。不可能的，亦不應該如此，因為香港人不習慣政府管那麼多。但有很多一定要由政府做的東西，包括法律與基建，如果這些關節打不通，全個社會都打不通，到大家面對後果的時候就會指責政府。所以現在不是誰責備誰的問題，而是大家真的要坐下來尋出一套如何向前行的方案。
沒有矛盾是不能化解的
文：有關政改的形勢，你樂觀嗎？
林：做了40年公務都能生存下來，我學懂了一點，就是無論多大的困局，其實最終都是要走出來，如果停留在「死喇！玩完！」的局面，這樣就真會玩完。這次政改引起整個社會的撕裂和爭議，可能是我這麼多年來見到最大的，但不等於危機大。我見過比現在大很多的危機，中英談判時港元暴跌，甚至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大規模移民等都是大場景的動作，只不過當時社會沒有如此撕裂。
1989年身邊有些朋友說要走了，我們不會說「你咁衰仔呀！」，會尊重對方，要走就走吧，不需要表態。1984年有人會說英國放棄香港，但大部分人都心知肚明，她不是想放棄香港，而是不得不放棄，她沒足夠的能量、能力去留住香港，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是自然發展，只是發展過後信者就信，不信者就不信，都是各自盤算，而不像今日一個大家南轅北轍的局面。
現在我是心痛的，因為我是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一代，我們那一輩絕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來自大陸，絕大部分都是赤貧式讀書，通過教育上來的，絕大部分都經歷過六十年代的社會動盪，八十年代的回歸談判和經濟動盪，甚至有部分更經歷過移民外地十多年，又移民回來這些大動盪的。在我們這一輩人的眼中，很坦白說，沒什麼是談不妥的，多大的矛盾都是能化解的。
林煥光簡介 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並持有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及香港大學佛學研究碩士學位。曾任香港政府司級官員、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問責官員、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馬術比賽（香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其他公職包括香港管弦樂團董事局委員。2000年獲特區政府頒發金紫荊星章。2012年出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專訪林煥光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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