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拘捕民主黨議員林卓廷並控以暴動罪，原告變被告，引起全城嘩然。然後一位高級警司向記者講述有關案件時，不單止否定很多人的記憶和常識，甚至改寫警隊維持一年多的事實版本。警隊的信用進一步尋底。雖然警務處長鄧炳強在第二日急忙為下屬澄清，但頂多只是減少傷害。
去年的7‧21事件是很多香港人心中的一條刺。特區政府和警隊的公信力在反修例運動中拾級而下，7‧21事件是一個轉折點。一直以來，政府對事件的冷處理已經令很多香港人不滿，現在還進一步迫害苦主和原告，挑起民間的不滿情緒。這是政權有策略地對反對陣營與市民進行威嚇？抑或是有人瘋狂至不顧一切？又或者是有人愚蠢至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在另一邊廂，新型冠狀病毒的全民檢測大龍鳳終於全線演出。這齣戲的前奏相當難看。很多專家和業界人士早已指出，自願而又沒有禁足令的一次過全民檢測意義不大，是浪費資源。但政府似乎有壓力交出亮麗成績，最初定出500萬人的目標，在知道市民反應並不熱烈後便放棄目標。後來陳肇始在言談間把測試人數與放寬限聚令掛鈎，引來政府急急否認。林鄭月娥則詆譭提出批評的人是抹黑、是心腸壞，未幾聶德權出來降温。官員心浮氣躁，進退失據。
香港正在出現分權讓利的大潮
以打擊苦主洗白警隊在7‧21事件中的表現，與浪費資源的全民檢測大龍鳯看似是兩件沒有關係的事，其實是有一條紅線聯繫。這條紅線就是全面管治。在全面管治的大場景內，香港正在出現分權讓利的大潮。
早在2014年，北京已經公開確定要實施對香港全面管治的政策。可是，香港本來有一個成熟而又對權力有適當制衡的管治體制，這個體制與北京想實行的全面管治格格不入。相信北京早已對政策的落實進度感到不耐煩。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嚴重衝擊港府的管治權威，北京最後選擇的處理方法不是協助港府恢復權威，而是乘虛而入，加快實現全面管治，令港府變成傀儡。《港區國安法》是最明顯地削弱香港建制的管治權，無論是在政策制定、執法、檢控以至司法程序多方面，有關法律都建立一套與原來建制平行的機制，讓內地官員有直接用權的依據。
《港區國安法》表面上只是針對國家安全，但實際上這條法律是代表着香港政治生態的根本轉變。除了國家安全問題外，港府不同政策部門都乖乖地向中共官員及其在香港的工作系統讓權。現在是誰掌管香港電台的命運？教科書的內容？新聞媒體的自由空間？文化藝術創作的自由空間？執法尺度？檢控政策？等等，大多數香港人都相信不是港府官員。
不同權力系統和利益集團隨着全面管治伸到香港來
中國是一黨專政，但中共不是鐵板一塊。這裏不是説中共內部有什麼什麼健康力量，而是中共包括不同權力系統和利益集團。他們分管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議程，有不同的視野和工作優次。這些系統和集團的手都隨着全面管治伸到香港來。香港愈來愈多事看來沒有道理，卻符合全面管治的大場景。
以7‧21事件的最新發展為例，一個高級警司公開推翻一年多警隊的官方説法，而一日之後就由鄧炳強證明這並非官方意見，這完全不合常理。就一個如此敏感的話題，一支紀律部隊怎可能如此混亂？更奇怪的是，鄧炳強一句遺憾或者譴責也沒有。這位高級警司只是隨意講個人意見，抑或是轉述警隊內極有勢力的人的意見，而這個人（或者集團）甚至不需要事先尋求鄧炳強的批准？警隊仍是由一哥一個人話事呢？抑或是已經有不同系統和集團在警隊內各立山頭，自把自為？
中共內的不同系統和集團，有些要權，有些要利。全民測試大龍鳳應該是與利益有關。估計最初有人向北京授計，表示以中央名義支援香港搞全民測試，有利建立中央權威，贏取香港民心。中央拍板後，特區政府接了指示搞這場大龍鳯，短期內讓幾間測試機構賺一筆快錢，長期則確立了「廢除」香港的專業資格、專業註冊和招標等制度的先例。日後只要祭起「中央支援」的大旗，就可以特事特辦，讓大量人士通過特別通道來香港搵食。
北京和港府官員都不斷強調《港區國安法》只會影響一小撮人。撇開《港區國安法》是否真的如此，中共全面管治香港肯定影響所有香港人。反對陣營因為阻頭阻勢，固然首先被整肅。但香港的權力和利益正在大洗牌，重新分配。不關心政治的人，以至是建制內的既得利益者其實都會是輸家。現時他們或者明哲保身，或者與魔鬼握手，或者太識時務，可能以為自己是聰明人，但到他們有一天賠上切身利益，就會發現原來連自己的良知和尊嚴也已經一早輸掉，真的是一無所有。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