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那麼，您覺得二次回歸有沒有可能出現1997年以前那樣，重大政策是由倫敦來制定，所以以後重大戰略是由北京來制定，香港公務員隊伍把它好好執行。這個可能存在不存在呢？
答：看來我們現在是走上這條路了，今年以後，看來最重大的決定都是由中央作的，包括香港修例風波出來以後，特區政府怎樣應對，到處都可以見到中央的想法，現在《國安法》更是了，在我看來這個也是主要由中央拍板的。
問：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的問題，民生的問題，我們知道香港以前作為中國內地連接全球的一個樞紐，它起的作用很大，那個時候香港的經濟份量又很大，現在的香港已不是這樣了。香港現在從民生角度來看，很多年輕人不願意跟內地融合，但同時香港的經濟又需要內地人。可是，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對內地人的那種感覺也造成很大的問題。所以，從經濟角度、民生角度來講，您覺得首先應如何重新定位？北京如何可以像過去倫敦那樣為香港做重要決定，例如：興建公屋來解決這個矛盾。前陣子，傳說中央要把珠海的一個島填了送給香港。一方面是香港本身有沒有可能重新出發呢？另一方面，中央會不會積極介入，給香港制訂一些戰略方向呢？
答：我認為要考慮二次回歸的概念，認真探討問題，因為一方面有很多香港人對中央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是非常敏感的，要是在一些民生、社會政策看到中央的手伸進來的話，很多香港人可能會非常抗拒的。現實的情況是要解決香港民生問題，沒有中央出手協作也很難。就是說土地問題，單靠香港特區政府自己的力量也很難解決。有些人建議到大灣區裏面弄一個香港城，你也不能不要求中央出手的；有些人認為你要解決香港房屋土地問題，你不能不靠香港發展商的合作，但香港發展商也要看國家對香港的政策是怎樣，所以有些事是中央不介入也解決不了。
又如：教育方面，《國安法》也定了，有些人覺得《國安法》好像介入了香港的教育。要是針對做好我們的國民教育，單靠我們香港自己也不行，所以我是贊同您剛才提的，就是解決香港民生、經濟，如果不考慮接受內地大灣區的機遇，我們的經濟根本不可能發展，我們也要靠中央，不能不依靠中國的力量。
但是，怎麼解決中央適當的介入跟干預，這也是二次回歸要重新研究的問題。過去我們看得太簡單，你不干預，中央不干預，那就什麼都不搞，然後過了幾年就發現不行了，所以要落實中央所說的，要把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跟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
問：問題就是這個有機結合是最困難的一個問題。大家現在都很擔心在目前這個情況下香港的未來，對香港未來27年基本上是悲觀的佔多數，那我們到底有沒有奇跡？我自己以前認為一國兩制能夠實現是奇跡，但我不希望看到一國兩制失敗這個結局。面對目前大家都比較擔心憂慮的情況下，您覺得未來還有什麼良方可以真正讓香港重新開始呢？還是香港真的就是走下坡路呢？
答：這的確需要中央領導的高度智慧，他們要從全球的發展，國際的視野，國家未來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來看如何實現，然後是他們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希望與願景，要從這個高度來看才能解決問題。有很多問題是我也沒辦法理解的和看不通的。
假如曾鈺成要當特首
問：您從政很長時間了，雖然不是公務員出身，您是一個政治家。假如今天這一刻您要當特首了，您將怎麼帶領香港重新出發呢？
答：（笑）我要跟中央辭職了。剛才討論的這些問題，就是說要讓香港實現我們說的最好的前景，讓一國兩制真的成為很輝煌的成就，我不知道我們剛才的想法，中央認同不認同。
您剛剛的完全是假設性問題，要是我所處的位置能直接跟中央對話，能爭取中央聽取我的意見，我就會為剛才我們的看法爭取中央的認同，因為我覺得還是要中央採取主動。要重新建立互信的管道，首先是中央需要採取主動，你不能要求香港的反對派採取主動，所以中央應反過來看，《國安法》定了，實施了一年了，香港的局面平靜下來了，那時就有您說的軟的牌要怎麼出了，反對派也願意全面配合中央所出的牌，這樣來爭取重新建立跟香港所謂反對派的關係。我希望是這樣。
問：最後一個問題，您覺得反對派接受的可能性大不大？如果中央真的是這樣行動，因為剛剛我們講從中央的角度來說，從香港的角度來說，都希望香港好，只是想的角度不一樣。現在我們要面對香港這個現實啊。
答：這一定會有互動的過程，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因為我在立法會多年，經歷過三次政改，兩次是失敗的，只有一次是成功的。我看成功的那一次，即2010年的那一次，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認為沒有可能成功了，雙方的關係很緊張，但最終還是能達成共識。
我們都承認，現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不論是泛民跟中央的關係，還是建制派跟泛民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回歸以來最差的了，但這也是可以改變的。
劉寧榮、曾鈺成對談六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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