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當前人類社會無可避免的混亂處境，我歸納出九種弔詭現象。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曾寫道：「人生總在看似該失敗之處成功，命運是個弔詭，捉弄我們，同時也安慰我們。」「弔詭」的另一項特質，是容許相互對立的兩件事同時並存：例如我們會發現對於自己的最愛，有時也懷有厭惡感，但愛憎卻能繼續並存。我們無須解決弔詭，只須加以管理。
這不是涵蓋一切的清單，但若能管理以下九種弔詭，若能使其變得有意義，若能將其中的突發轉折與既存矛盾相結合，而塑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未來就會是成功者。而這些弔詭似乎都是伴隨經濟進步出現。
智慧是新型生產工具
智慧是現代社會的新財源和新財產形式，而它的性質又與其他財產不同，這正是弔詭之所在。舉例來說，智慧無法因法院判決或行政命令而移轉給他人；甚至也不可能當作遺產流傳子孫，頂多只能指望兒女遺傳到一部分好基因。當然，教育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教育已成為通往未來財富的關鍵之鑰，但這把鑰匙要花很長的時間打造，轉動也很費時。更古怪的是，即使我讓你分享我的智慧與訣竅，我的智慧與訣竅仍絲毫未減。這種新型財產別人不可能拿得走。智慧是種「附着性」相當強的東西。
我們也不可能擁有他人的智慧。杜拉克說的對；那些自認擁有事業的人，實際上已不再掌握生產工具。人才若決意帶着智慧出走，任誰也阻攔不了。股票投資人購買微軟公司股權，是打賭員工仍將繼續在微軟的旗下貢獻想像力，且想像力永不衰竭；否則對股票投資人而言，購置這類資產並不安全。因為智慧也是種「流失性」很強的財產。
更麻煩的是，智慧非常難以測量，這就是為何智慧財產很少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上。而且，智慧財產稅不像其他財產稅，它非常難課稅，因而會使一切財產稅課徵方式的效果皆大打折扣。總而言之，智慧財產不但附着性高、流失性高，還極端複雜。
所幸，智慧雖然不可能透過行政命令而重新分配，但同樣不可能有人能阻止我們獲取智慧。理論上，每個人都可能有聰明的一面，或可能變得聰明，因而都有機會通往權勢與財富。就如微軟闖入IBM地盤的情形一樣，其他小公司照樣可以闖入微軟的地盤。在一個智慧財產掛帥的競爭領域內，未必要規模宏大、財力雄厚的公司方能爭得一席之地。那是個低成本的市場，同時也是個開放的社會。
工作，是福是禍？
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我們似乎必須付出迫使某些人無事可做的代價。這頗令現代人感到不安。但當我們從另一個方向來思考這個問題時，弔詭出現了：現代人為什麼要因為投閒置散而感到焦慮呢？閒散快意的日子是古聖先賢所夢寐以求的，是他們心目中的文明境界。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發妙語：「假如工作真是件美妙之事，有錢人老早爭先恐後搶成一團了。」我要告訴馬克吐溫先生，他們現在的確搶成一團，結果就是，有些人既有工作又有錢，可是沒空閒；有人時間太多，卻沒工作又沒錢。有閒的人把這項特權視為詛咒，因為他們多半困於社會底層，而非居於頂層。我們似乎已經把工作塑造成上帝，然後讓它高高在上，令許多人要膜拜都拜不到。
當前企業面對要求高效率的挑戰，因應之道是以最快的速度剔除生產力低的工作與人員。但一般公司並未保留稍微過剩的人力與技術，以應不時之需。相反的，他們把技術推出門外，有需要時再拉回來。一些公司大量裁減全職工作者（以兼職員工代替），如此一來，凡是公司沒利用到的時間，便無須承擔成本。人力過剩一定耗費成本；唯一的問題是：成本由誰來支付？
諷刺的是，這些沒被運用到的人員，如果想享有身為公民應得的基本生活權利與樂趣，還是要有點錢。為了照顧這些人，政府通常需要增稅支應，公司因此必須繳交更多稅金，到頭來等於還是由原公司負擔離職員工的生計。最終，社會整體生產成果未見提升，各企業的開支也未見減少。
工作不僅是以賺錢為目的的差事。除了有薪工作外，還有形形色色的無薪活動。事實上，假如把工作的代價一律標為零，那麼工作所涵蓋的範圍就會無限寬廣。有趣的是，社會上有標價的工作愈多，有薪工作反而愈沒人做，因為如今有太多工作做來不划算。凡是做來划算的工作，一出現馬上有人搶着做；基於效率的考量，這類職務多半採精兵主義；人少、事繁、酬勞高，而不會僱用大批低薪人員充任。也許我們應該只留下兩種工作，其中一種標價昂貴，另一種標價為零，而不要再在兩個極端之間胡亂標價。不過，這卻會帶來生產力的弔詭。
生產力的迷思
所謂生產力提高，是指工作的質與量均逐漸提升，但工作人口逐漸減少。這對客戶與公司行號、政府機構均有好處。從來沒有人反對提高效率。一般而言，提高效率最終對所有的勞工皆有利。那些留在原機構的人獲得更理想、薪資更高的工作；離開的人則可以在其他成長中的機構裏找到合意的工作。只要整體經濟成長率比效率提升率與人口成長速率的總和還低，每個人總應該可以在某處找到工作。
然而，這回新發展的行業卻是「DIY業」。從事某一部分DIY業可以有薪資收入，也能計算產值，例如愈來愈多個人工作者便是如此；另有一部分雖有收入，但未計入產值（如黑市經濟）；還有一部分是純破壞性的DIY業，如販毒、竊盜、暴力等。然而，有許多DIY業既無薪酬、又不計產值、也沒有違法，例如照顧家中老病成員、自行東修西補、種植自己吃的食物等都是。隨着愈來愈多人被迫或主動離開公司，他們把過去花錢請人做的工作拿回來自己做，從經濟角度而言極富意義。
然而，假如你現在擁有的時間比錢多，自己能做得到的事為什麼要花錢請人做？由於這個新興的行業是隱形的，因此所投入的生產力似乎不會帶來更多看得見的生產成果，也無法創造我們所期待的傳統工作機會。
這不是一個暫時的弔詭。無論社會或個人，都必須逐漸習慣DIY業這個新興成長行業。無論喜不喜歡，我們當中會有愈來愈多人投身這個產業。科技發達的結果，便是愈來愈多人有能力獨自經營事業或提供服務。會有更多人跳出組織與正式經濟體系外工作。
從計量經濟的角度來說，我們向來是透過將不計價的工作轉換為計價工作而顯現經濟成長；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計算工作的產值。諷刺的是，這麼一來，儘管表面上經濟獲得成長，實際上完成的工作卻反而減少。將工作標價的同時，我們也將「活動」轉變成「職業」，因而創造就業機會。可是，卻也有一些工作變得價格高昂，超過顧客所能負擔的範圍，因而不再有人做。有許多活動更由於我們太久未接觸，老早忘了該怎麼自己做，最後因而消失。我們給工作標價，有可能毀掉工作，但過去由於從未計算這項工作的產值，因而也不曾注意到這個嚴重問題。
當今一些富裕社會正透過標價，把愈來愈多類似工作帶進正式經濟體系。他們這種做法固能促進專業分工與提升效率，但最後卻使一部分新工作因標價過高而無法存在，也導致許多民眾喪失技能，而創造出一群一旦失業即無所事事的人。這一切都是善意在無意間所引發的惡果，是進步的副作用，也是當前令人不安的弔詭之一。
時間商品的困惑
在此波瀾起伏的世界中，我們的時間似乎從來不夠用，但現今我們所能利用的時間也空前的多。由於人類壽命逐漸延長，加上工作效率日增，縮短了完成工作的時間，因此我們應該會有比較多剩餘的時間。然而我們卻把這項奇怪的商品變成競爭的武器，寧願將節省下來的時間再投人工作，以加速完成任務。假如人類夠聰明，也許應把時間的價格標籤撕去，容許自己有發呆的時間。
我們有必要重新思索時間本身與相關字眼的涵意。未來，我們將無法清楚劃分全職工作與兼差工作；「退休」一詞將成為純粹的術語，意指具備領取福利金的資格；「加班」將成為一種過時的概念，就如今天我們揚棄前人的「奴僕」概念一般。這些變化預料會帶來新的形勢。但在目前，對許多人而言，時間的擁有與利用相當不均衡，生活也出現失衡現象。一部分人時間太多，不知如何打發；另一些人則覺得時間不敷使用。
打從我們把時間變成一種商品，亦即公司花錢向人購買時間而非產品的那一刻起，麻煩就開始了。在這種情形下，時間賣得愈多，錢賺得愈多。如此一來，時間與金錢之間不可避免形成一種「權衡」（trade-off）關係。公司變得更精挑細選；他們希望減少利用按時計酬人員的時間，而多多利用領取年薪者的時間，因為後者在一年期間內任何超時工作都不另計酬。
時間變成一種令人困惑的商品。有些人願意花錢以節省時間；有的人則願意花時間以節省金錢；還有人在人生某些特定階段寧願少做點事、少賺點錢，以爭取多點自己的時間。這使得時間成為一種帶有矛盾性質的商品，而它在我們社會的地位卻也日形重要。
富裕的假象
經濟的成長，最終要靠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不斷增加方可達成。因此，若以世界整體來看，成長應是潛力無窮。然而，如果只看富裕地區，我們所見的是嬰兒愈生愈少，平均壽命卻愈來愈長。嬰兒減少意味着未來的消費人口將減少，平均壽命延長則通常意味着未來會出現更多較貧窮且較挑剔的顧客。年長的人即使有錢，畢竟是處於縮減支出以傳承子孫的階段。換言之，富裕國家的國內客源有可能日趨枯竭。
在富裕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間又存在着另一種弔詭。富裕國家所必須銷售出去的東西，開發中國家多半買不起。而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在還沒能夠開始購買富裕國家的東西之前，他們常想獲取富裕國家的技術與資金，藉以製造東西賣給富裕國家。因此，富裕國家只好先投資於未來的潛在競爭者，以支撐眼前的成長。雖然跨國企業已逐漸認清：為了追求利潤，應該到較便宜的地方生產，且應輸出技術以使這些地方有能力生產；但是迄今沒有一個政府能說服自己的人民接受這個弔詭。因為，在短期之內，不再輸出產品而輸出技術與整廠設備，對長久以來一直在國內工廠工作的人而言，的確不是好消息。然而，他們雖然得不到好處，但他們的子女卻可因外面世界趨富而獲利。現在就看他們是否有為下一代犧牲的準備。
新書簡介
書名：《覺醒的年代：解讀弔詭新未來》（The Empty Raincoat: Making Sense of the Future）
作者：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
譯者：周旭華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作者簡介
韓第是英國當代管理思想大師，倫敦商學院共同創辦人。曾在牛津大學歐瑞爾學院攻讀古希臘羅馬文史。
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殼牌石油公司擔任經理人，而後又到美國麻省理工的史隆管理學院進修。回到英國之後，韓第與英國的商界菁英創辦英國第一所管理學院：倫敦商學院，並擔任該校教授，而後又擔任英國皇家工藝協會（RSA）的主席。
韓第之所以被稱為大師，是因為他在「組織與個人的關係」和「未來工作形態」上提出的觀念，都帶給商業界莫大的影響，如「組合式生活」、「酢漿草組織」、「S曲線」、「跳蚤工作者」等。從49歲那年起，韓第身體力行他的理論，離開組織，成為不折不扣的「跳蚤」和「組合工作者」，身兼自由作家、廣播節目主持人、教授、演說家、企管顧問等多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