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現代人生活緊張，精神壓力大，凡事患得患失，或發為憂愁悲憤，或易陷情緒抑鬱；而心靈神智失調，又往往能致生理紊亂，繼而誘發疾病。講究調氣養生之中醫學亦認為：「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悲則氣消，喜則氣緩，恐則氣下，憂思氣結；七情內傷，病態萌生，發而為病，輕則微恙，重則癌症。」箇中經驗，或許未必人皆有之，相信也曾耳聞目睹，可知精神狀態與身體健康有明顯關連。因此，紓解精神緊張、調節心靈情緒，對養生延年，甚或緩解病痛，理應不無裨益，為何今日西醫對心身治療的潛在效益，大都嗤之以鼻？
西醫「實證為本」 對心身治療存疑
究其原因，大概由於現代西醫治療概念，本源於19世紀的牛頓宇宙觀，概念上視人體為一精密的鐘表機械，故現代主流醫療藥物的治療原理在於部件的修補置換。今日西醫所用的化療，放射治療與外科手術治療無不基於此種牛頓式的醫學概念。其次，西方醫藥源於古希臘醫師蓋倫的解剖術及中古時代的煉金術，自始是典型的唯物主義。當時醫師相信所有病苦皆因體內組織破壞及血液中毒所致，所以放血解毒成為中古流行一時的醫術；近代醫學在生物及化學崛興後，得以從細胞層次探索致病因由，藉此而奠下西醫學的所謂「科學基礎」，並發展成為今日之主流醫學。從解剖學角度看生理，近世西醫學大都認為主宰思維與情緒的大腦，與各生理系統所在的軀體乃兩個截然不同的獨立實體，所以器官系統患病，不可能與精神狀態有任何關連。再者，現代西醫學以「實證為本」（evidence-based）之實驗科學自居，以精神情緒這些無法用客觀科學方法驗證的主觀感受進行心身治療，試問如何令西醫信服？
心身治療將成為主流醫學
但在過去30年間，不少醫療研究者從大腦研究先後發現，人體的內分泌系統、性激素與甲狀腺素等激素的分泌，不但有源於大腦的緊密回饋機制，且由精神緊張所引發的腎上腺素（俗稱緊張荷爾蒙——stress hormone），也能抑制體內的免疫功能。這些發現引發醫療學家對健康與情感間聯繫的大量研究，結果證實社會經濟狀況與人格所形成的精神心理，實與身體健康有因果的關連。近十年間，心身（mind–body）二元一體的現代生物醫學範式已取代舊有的牛頓式醫學概念。一如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心理、精神病和藥理學名譽教授雷恩（Oakley Ray）所說：「由於大腦與神經系統、分泌及免疫系統之間存在通訊網絡，心靈和軀體已無真正的分隔」，而心身治療亦從邊緣的醫學研究駸駸然成為今日的主流生物醫學（註2）。
80年代末，研究者發現在婦女罹患乳腺癌期間，指導病者自我紓解精神壓力和給予社交支援，確有明顯的輔療效益。美國史丹福大學社會心理研究實驗室主任大衛史比高（David Spiegel）為探究接受社交支援和表達輔導治療的轉移性乳腺癌婦女，是否較僅接受傳統醫療的對照組病者有更佳的生活素質和症狀控制。結果發現，相較於對照組，社交輔導組婦女不但有較佳的生活素質和感受較少疼痛，而也有明顯較長的存活期（註3）。這項令醫學界大感意外的發現促使不少醫療研究者投入心身治療研究，設計一些如集體治療（group therapy）、減壓技術與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等干預方案，目標在確認這些輔導心身的治療能否影響癌病、愛滋病和骨髓移植病者的生活素質、疼痛與存活率。結果證實，心身治療對病者生活素質的改善及疼痛的減緩顯然有助，但對存活率的影響則介乎正負之間（註4）。
近年始進入主流醫學大門
在3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心身醫學一路走來可說荊棘滿途，直至最近十年才開始邁進主流醫學的大門。其發展可從美國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醫學臨床教授及預防醫學研究院院長奧尼斯（Dean Ornish）的經歷一窺端倪。80年代初，當他聲稱「生活方式的改變」——例如配以非常低脂肪的飲食，從事冥想、瑜伽或其他溫和運動，兼以精神壓力的管理和社交支援，可以預防甚至逆轉心臟病的罹患，主流醫學界對此一直不予重視，直至其療效後來獲得更多科學研究的證實（註5）。今日，奧尼斯為心臟病患者所設計的心身治療方案已獲學界接納，並廣泛見用美國全國許多主流心血管診所。他目前正繼續研究其方案是否能協助II型糖尿病預防併發性心臟病的罹患，及抑制前列腺癌的進展（註6）。
附註：
1. 題目「心病還須心藥醫」，語出宋‧惠洪《林間集》卷下：「解鈴還須繫鈴人、心病還須心藥醫」，故「心病」常指鬱結於心之癡嗔怨恨，一般藥石無靈，唯有打開心結之「心藥」可解。但此文所談之「心病」，泛指所有由精神緊張所誘發之種種病患與徵狀如心血管疾病、關節發炎發作、頭痛、失眠、高血壓、腸胃潰瘍，甚至於癌症之發作；而「心藥」亦非指用以紓解心血管疾病如利尿劑之類西藥化合物，文中實另有所指。
2. 見 Brower, V. (2006). Mind-body research moves towards the mainstream. EMBO Reports, 7(4): 358-61. Retrieved from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456909/
3. 見 Spiegel, D., Bloom, J. R., Kraemer, H. C. & Gottheil, E. (1989). Effect of psychosocial treatment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Lancet, 2(8668): 888-91. Retrieved from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571815
4. 見 Kissane, D. W., Love, A., Hatton, A., Bloch, S., Smith, G., Clarke, D. M., Miach, P., Ikin, J., Ranieri, N., Snyder, R. D. (2004). Effect of cognitive-existential group therapy on survival in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J Clin Oncol, 22(21): 4255-60. Retrieved from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5452189
5. 見 Ornish, D., et al. (1983). Effects of 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dietary changes in treating ischemic heart disease. JAMA, 249(1): 54-59. Retrieved from http://jama.jamanetwork.com/article.aspx?articleid=381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