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8日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下同，約5900新元） ，但是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
這一數據引起各界的熱烈討論，因為它簡單明瞭地揭示了中國這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民所得達到1萬美元經濟體的另一面。
不可忽視的6億貧窮戶
李克強這裏所說的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掉個人所得稅、私人轉移支付和各種社會保險費之後的收入，並且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即包括勞動人口，老人、兒童等無收入人口在內的所有家庭人口。李克強的數據既有統計的支撐，也有抽樣調查數據的支撐。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數字，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0733元。同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因此，農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狀況，本身就已經接近「月入1000元」。貧困地區農民的收入更低。 2019年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為966元，低於「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在2019年分層線性隨機抽取了7萬個代表性樣本所作調查顯示，中國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於1000元，換算成人口數為5.47億人；而月收入在1000元至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為六億人，佔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這與李克強所說月收入約1000元以下的人口規模達到6億人脗合。
北師大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在這六億人中，有546萬人收入為零，有2.2億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億人月收入低於800元，有5.5億人月收入低於1000元，有六億人月收入低於1090元。若以1090元至2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標準，則該群體人口達到3.64億。也就是說，中國月收入低於2000元的人數達到9.64億。
調查發現，這6億人中，來自農村的比率高達75.6%，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為36.2%和34.8%；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05年，處於剛剛完成義務教育的階段，其中小學及以下的比重為43.7%，文盲的比率佔9.6%；非勞動力佔比最高為37.1%，自我僱傭者佔比達到很高的18.0%，而工資就業者佔比僅為37.4%，明顯低於其他收入群體。
概括地說，這6億人的典型特徵是，絕大部分都在農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家庭人口規模龐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負擔重，是小學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當高，大部分是自僱就業、家庭就業或失業，或幹脆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北師大的抽樣調查，結果其實都是人們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也和人們的常識相一致。近來「地攤經濟」發達起來，就說明瞭一個很大的問題。疫情對社會底層的打擊，僅僅是地攤經濟復蘇的其中一個原因。地攤經濟並非人們所嘲諷的那樣，也不是人們天生愛好擺地攤，而是為實際生活所迫。
中國中產階層仍薄弱
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中國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貧困，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但人們必須意識到，這裏所說的貧困僅僅是絕對意義上的貧困。脫離了絕對貧困狀態並不是說沒有貧困了，很多人不僅仍然長期處於相對貧困狀態，而且會返回絕對貧困狀態。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18大以來，中國政府把精準扶貧置於頭等政策議程。
中國的這一國情實際上不難觀察到。不用和發達的歐美國家作比較，僅僅和東亞經濟體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在經濟起飛之後的20多年時間裏，不僅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而且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使得中產階層達到60%至70%。中國則不同，儘管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在改革開放40多年之後，中產階層還是不到30%。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對這一基本國情感到吃驚呢？至少有如下幾個原因。
在社會層面，現在的中國是典型的商業社會，優勝劣汰，賺貧愛富。儘管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要看這個國家有多少人脫離了貧窮，而不是看這個國家培養了多少富人，但社會的關切點仍然在富人。
在知識層面，學者多為資本經濟學家或資本社會科學家，為財富說話。儘管經濟學家為財富說話是普世現象，但從來沒有像中國的經濟學家那樣圍繞財富轉。前總理溫家寶曾經抱怨中國沒有窮人經濟學家。然而，這是基本事實，為窮人說話無利可圖。同時，儘管中國有8億人口脫離貧困，但沒有經濟學家或社會科學家能夠把此現象說清楚。
在政治層面，最近這些年的民族主義，和改革開放之後的民族主義具有了不同的性質。中國因為落後而改革開放，通過向發達國家學習而追求富強。進入新世紀以來，民族主義開始轉變為基於對國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這種情緒在年輕一代中更為強烈。儘管這種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自發的，但走過頭了就造成一個不好的後果，只能說國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說「壞」的一面，只能顯富，不能說窮。 「基尼系數」、「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等經常成為敏感的概念。很多學者也迎合這股「民意」，過度吹噓國家的成就，而不談甚至掩蓋國家所存在的問題。
實際上，顯富擺富也造成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錯誤認知。因為民族主義隨着財富的增長而高漲，西方強硬派便把此作為「中國威脅論」的依據。
中國這一國情的長期存在，可以從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來理解。和東亞經濟體比較，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不公平增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增長顯現出公平增長，這些經濟體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經濟史上少有的。這也是這些社會中產階層比較龐大的原因。不同經濟體通過不同的方法培養了中產階層，例如日本的終身僱傭制和收入倍增計劃，台灣和香港發達的中小型企業，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這些經濟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才開始出現比較嚴峻的收入差異現象。
中國則不然。早期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現公平增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經濟增速，但收入差異越來越大。這是世界普遍現象，中國也不例外。這一波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的大部分到了少數人手中。在西方，中產社會演變成富豪社會。中國儘管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富豪社會，但情況也異常嚴峻。
第二，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社會制度的基礎都不足。在任何社會，社會制度基礎建立在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上。中國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 1990年代末開始醫療領域的產業化和商業化；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教育產業化；世界金融危機後的房地產產業化。結果，形成了人們所說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產的標準主要體現在經濟上，保障中產地位的便是這些社會公共品。再者，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公共品，窮人脫貧永遠沒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術創造動能足，但實際能力不足。科學和技術創新基本上是一個中產階層現象，因為一方面，在滿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後，人們才有精力去充實創新；另一方面，創新具有風險，中產階層以上的群體才能負擔創新的風險。中國的「創新」基本上還停留在管理經營模式，或者技術應用方面的創新，原創技術創新少之又少。
中國須追求公平增長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可說是一部悲壯的脫離貧困、追求富強的歷史。其實，這也是近代以來的歷史主題。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因為人們相信較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能更有效達成多數人的富裕。有鑒於改革開放之前「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鄧小平提出了「致富光榮」、「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集體致富的道路」。鄧小平已經確立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主題──發展和公平。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貧富分化。在新千禧年的頭十年，中國經濟因為此前的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因素而實現了高速增長，但社會的分化及後果也不斷顯現出來。中國政府開始轉向社會建設。中共16大就提出了「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儘管經濟增長是硬道理，但人們必須問「什麼樣的增長」。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長都有利於社會，中國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長。
中共18大以來，中國政府把社會公平的問題提到了最高議事日程上。在過去很多年裏，政府動員和投入大量人財物力，大力推進精準扶貧，促成每年1000萬人口脫離貧困。
中國的領導層對中國的國情是高度清醒的，歷屆領導人都堅持兩個基本判斷，即在內部，中國會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外部，中國會長期屬於「發展中國家」 。
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社會底層所面臨的嚴峻局勢，怎麼也不會高估。疫情對社會各個階層都造成了衝擊，但受衝擊最大的還是社會底層。美國種族問題引發的全國暴力，儘管表面上是種族問題，但本質上是階層或階級的問題。黑人如果不能改變其階層或階級上的位置，種族問題還是會不斷爆發。
中國必須引以為戒。正如前面所討論的，中國社會的底層依然龐大，社會依然脆弱，經不起危機折騰；而本來就不很大的中產階層，又缺失足夠的制度基礎。
中共19大前後通過制度改革，鞏固了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現在再次轉向改革開放。中共中央、國務院5月11日頒發了《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此前4月19日已經頒發《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些都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信號，是繼18屆三中全會制定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後的綱領性改革文件。
在法律層面，全國人大剛剛通過了人們期待已久的《民法典》，這是18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國家之後最重要的法律成果。在開放方面，繼早先的一系列開放政策之後，「兩會」期間通過了《海南自由貿易港總體方案》，並且開始了《海南自由貿易港法》立法相關工作。這些比開放政策又進了一大步，即要用法律的形式來保障開放政策，使得國家的開放性不以政治意志為轉移。
在當代，無論是西方的經驗還是亞洲經濟體的經驗都表明，在社會的中產階層沒有達到60%至70%之前，社會穩定就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即古人所說的「有恆產者有恆心」。不過，即使在達到60%至70%之後，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國（和西方）今天所面臨的民粹主義崛起，就是中產階層不斷縮小的問題。
外部的強大也取決於一個強大的內部中產階層。所有發達國家的強大，在於其中產階層的龐大，因為中產階層是消費社會的代名詞。
如果鄧小平還活着，他肯定會謙虛地說，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發展」和「公平」這兩個主要問題，即既沒有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分配蛋糕的問題。
現在，改革已經再出發，但離一個富裕公平社會的路途依然遙遠。基於貧窮人口依然佔多數這一國情，人們只能訴諸於行動，而沒有任何驕傲懈怠的空間。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