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的50 -60年代，北大哲學系的基礎課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物主義，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邏輯學和自然辯證法（包括數學、現代物理）等。選修課就更多了。馮友蘭先生主講中國哲學史。大三時，我又選修了他的中國哲學史料學課程。馮先生授課，一定發講義，這在北大亦不多見。大學的授課，一般是借助參考書和筆記。馮先生技高一籌，他事先將講稿安排印刷，提前一、兩天發給大家。講義的內容是最新的，同學可以預習。講課時馮師突出重點，舉例說明，天南地北，盡情發輝，效果極好。這是他作為成功教育家的一大特徵。馮先生的課，多啓用階梯式的大教室，而且往往是座無虛席。他有點口吃，語速稍慢，帶河南鄉音。課堂氣氛十分融洽，甚至覺得溫馨。特別需要指出，馮先生不僅博古通今地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他諄諄善誘地教會學生如何學習和做學問的有效方法。讀書得法，事半功倍；否則，事倍功半。一個聰明的待嫁女孩，她寧要學會裁縫的技巧，而不貪圖現成的豐厚嫁妝。時光的流逝證明，馮先生傳授的各種方法，令學生們受用無窮。人們可以看到，如今活躍在中國和外國各個哲學領域中的名家，有不少人曾得益於馮師的教導而走上成功之路。他們在各自的回憶錄或經驗談中，都載有這方面令人心悅誠服的感人描述。
讀書不能再被喂食
馮先生把讀書生動地比作遊覧頤和園。他說：「遊頤和園，先看遊覽圖，知道大概方位。但如果不實地進去走一走，看一看，就不知道排雲殿、十七孔橋等等是甚麼樣子，就不算遊了頤和園。讀書也是這樣。別人的介紹只是導遊。」「讀書，一定要看原著，看經典，包括看古文和外文。」他說：「過去，母親喂孩子，生怕小孩消化不了，就先把飯菜自己咀嚼，然後再拿給孩子吃。現在，你們都長大了，還願意這樣被喂食嗎？」 事例十分淺顯，寓意何其深邃！
幾乎每一年，馮先生都要為國家招收、培養研究生。他帶研究生，基本上不用「手把手」 的方式， 而是用「一樹開花滿樹紅，修成正果靠自身」 的方式。馮先生給研究生上課，或開研討班，通常，參加者不只兩、三人；而是有講師、助教、進修教師甚，至是採訪者參加，不下十餘人。馮先生名下的研究生金春峰回憶道：「我和馮先生的接觸交談少，真正帶我們讀原著、輔導訓練、打基本功的是朱伯崑先生。」 為何平時交談不多，卻能帶出這許多有成就的學生，而備受稱頌呢？最重要的，是教導有方，着着受用。例如，1962年9月，研究生同窗告訴我：馮先生給他們講了「研究生和大學生之不同」 。「研究生主要靠自己鑽研。有了研究生資格，好像有了渡船，能否划到對岸，就全靠你自己。」又說，「閱讀和研究古人的著作，要不抱成見，要優遊涵泳」。云云。聽罷，我彷彿感到，馮先生就在有力地指導我！
對社會上或學校內持不同觀點或意見者，馮先生從不以勢壓人，盛氣凌人，而總是以理服人。1959年9月，他提到：「有人說，我對郭象和向秀兩人的評價不公。因為我喜歡唯心主義，所以喜歡郭象。因為我是河南人，郭象也是河南人，所以喜歡郭象。」他停頓了一下，淡淡地笑道：「嘿嘿，他不知道向秀也是河南人！」在文革中，紅衛兵在馮先生家中抄出有「卍」字標記的物件，嚷道：「這是法西斯！」馮先生不慌不忙地解釋道：「這是中國的『萬』字，不是法西斯。」他又補充說：「納粹的標幟應是『卐』字。」多麼鎮定，有理，有力！真正的大師風範！
持之有物，言之成理
在講課或座談會中，馮先生多次提到，無論做甚麼事，都要「持之有物，言之成理」，有根有據，有理有序。這是至理名言，貫穿於他一生的治學、傳道和授業的實踐之中。我進一步感悟到，這是成功必備的要素，也是做人、行事和公關的最基本要求。若一個人老是「持之無物，言之非理」，他會成功嗎？
有一次，馮先生講：「這世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實都有理。」當時乍聽起來，頓覺這似乎有點折中主義，沒有了是非。可仔細一想，馮先生用意在於告誡我們：看問题要全面，要善於從多方面去觀察問题，分析問题。我不禁想起一則哲學普及讀本中的小故事：有一天，兩位朋友不期然在大街上相遇。兩人同時看到，在自己的正上方新掛一個雙面廣告牌。一位說：「這個金色招牌不錯！」 另一位則說： 「不是金色的，是紅色的！」「金色的！」 「紅色的！」 ⋯⋯二人爭論不休。有行人不解，問明了原由，再觀看了招牌的兩面，然後對二位說： 「你們站到對方的位置上再看一下！」 原來如此：招牌的一面漆成金色，而另一面則被漆成紅色！兩人都沒錯，「都有理」。
又有一次，馮先生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為什麼大家可以穿行自如而不會碰鼻子？」 他說：「因為人們會走路，知道行人規則，還懂得迴避。掌握了規律，自然就不會盲目。」他又說：「開車不會相撞的道理也是一樣。你學會開車技術，懂得交通規則，掌握到規律，你就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