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彭廣：民調對扭轉政改有多大意義？

目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各建制和泛民政黨及不同的民間組織都在熱烈討論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然而各方對具體機制卻有不同意見。有人建議立法會議員應跟從民意去投票決定政改前途，但是民意是否決定政改的唯一標準？究竟民意調查能否真實反映民意呢？本社特約記者近日專訪了長期從事民意調查和研究香港管治問題的香港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博士。

李：立法會會否通過政改方案，跟民意調查所呈現的「民意」相關性其實不大。有些人認為立法會議員要跟從民意調查結果或民意去投票，但事實上有幾個其他問題要注意。

首先，民意調查的結果是作為決策的參考，這不只適用於政改方案。民意調查只適宜作參考之用，不能作為決策的唯一標準。如果決策只跟從民意來作決定，那麼很多組織、政府部門，甚至行政會議、特首等也不用存在，只須用「公投」、「全民投票」或「民意調查」直接做決策就可以了。

有一些政策，具備深層次的影響，而市民大眾未必能夠即時看到和掌握。所以，做決策，不只要平衡民意的要求，同時亦必須有遠見，除了分析一個政策的利弊之外，還要判斷有關影響會在短期、中期還是長期浮現。

根據我們於上月中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有51% 被訪者支持通過政改，38% 反對，這是全港市民的意願。但若按他們所認同的政黨來分類，結果就可能不一樣了。這是關於 party affiliation（政黨歸屬感）和 party identification（身份認同）的問題。這就產生了 What ought to be 和 What is 的差別問題，What ought to be 是全港市民的意願，而 What is 則是立法會議員根據「支持者」的意願。大約八成自稱泛民的支持者，支持否決政改。同時自稱建制的支持者，也有八成說要通過政改。立法會議員的投票都是基於自己黨派「支持者」的意願。到底「民意調查」應參考全港市民的意願，還是按黨派支持者的意願？這裏已經存在很大的爭議。

例如，工商界議員是由工商界人士選出的。他們的選票會受工商界人士影響，而這個影響一定大於普通市民。在這個原則下，問題又回到了「應該」和「事實」的層面。所以，我認為立法會議員最終會「轉軚」的機會很微，除非在8・31框架之外，有一些加加減減的建議，因為中央政府已經表明沒有可能改變8・31的決定。但在8・31以外，會不會有一些額外不違反8・31原則的安排，在未來政改表決之前出現呢？這個就無從知道。假如有這個安排出現，而力度夠大，則可能創造空間。假若沒有任何在方案上的讓步或新的說法，以我的判斷，否決的可能極高。

李：這些數據是同時在一個調查所取得的結果。根據題目所呈現的結果，五成一說通過，三成八說否決。這是問立法會應該要通過還是否決這個議案。同時我們另一個題目是問被訪者個人傾向支持哪一個政治陣營；根據這兩個題目，進行 cross tabulation 的分析。例如，建制派的支持者，贊成通過政改的高達八成。但自稱是泛民的支持者，亦有八成人表示否決。換句話說，雙方的支持者都「企硬」，所以他們的代表能夠迴轉的空間很小。問卷中的另一條問題是「如果你一向支持的立法會議員，在政改上和你的看法是相反的話，例如你個人支持政改通過，但他投了反對票，在下次立法會選舉，你還會繼續支持他嗎？」不論是泛民或建制派的支持者也有大約七成的被訪者表態說明不會再支持違背他們意願的議員，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

李：總體來說是對的，的確有五成支持和三成八反對。但是，將這個總體再分成不同的陣營來看，才能看到不同陣營中的人，在通過和否決政改方案的具體取態是怎樣的。因為整體是不分黨派，用分了黨派的陣營來觀察，剛才說的情況就出現。

李：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泛民立法會議員會不會因為民意調查的結果而感到壓力，由現行否決轉變為贊成。民意調查就說明了不會。因為泛民支持者高達八成的人說支持泛民去否決，只有一成說想政改通過。泛民也不會考慮建制陣營的支持者會不會支持他們，因此，泛民只會考慮泛民支持者的意見和想法。對於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檢討一下。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想。第一，究竟民意的轉向有沒有約束立法會議員投票的因果關係？我認為沒有。第二，就算以民意調查結果去投票，但議員投票不是看整體分布，而是看自己支持者對政改的看法。從這兩點來看，政府想透過民意的壓力去改變立法會議員投票的態度，是不會成功的。受制於剛才所指的選民傾向對於立法會議員的制約，這就是「選舉制約」。選民選出一個和自己政見相若的議員，選民的支持對於該候選人或立法會議員的連任，就成為決定性因素。在議員的立場，無論當選與否，他不會參考一個不支持自己的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