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全球化」的隱憂：脆弱的命運共同體
「逆全球化」的思潮在西方大張旗鼓地獲得民意強大的支撐，最終令人震驚地將特朗普送進了白宮，並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經濟脫鈎運動。如果說經濟脫鈎的想法令人錯愕，那是因為自二戰結束以後的近80年來里，美國一直主導加深而不是削弱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這一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嘗試，在這次病毒大流行中竟如此脆弱地被擊垮了。
這是我過去20年裏，第一次起碼超過半年時間無需撿拾行李來往於機場。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讓全球的經濟活動幾乎完全停頓，以往繁忙的國際大都市人跡稀少，全球各地的機場停滿了飛機，香港國泰航空公司一天的乘客運輸量竟然不到500人。所有這些都遠遠超出了以往大家的想像力，經濟活動竟然可以全面停頓，這樣的衝擊清楚地說明以往我們認為密不可分的經濟聯繫可以如此快速地斷裂。人類從來沒有可以像現在這樣，靜心沉思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當歐美民眾抱怨全球化給他們帶來沉重打擊時，在全球範圍內，華盛頓共識所強調的私有化、放棄資本管制和預算緊縮等等千篇一律的解決方案並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積極的變化，反而助長了全球範圍內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環境變化和氣候變暖。美國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由政府出資拯救銀行，完全違反了美國幾十年如一日宗教般的宣講，而中國對資本市場的控制反而讓中國逃過一劫。此外，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所實行的震盪療法並沒有因此獲得經濟上的革新，反而在「超全球化」的進程中成為旁觀者，增添了冷戰結束之後經濟一體化的不穩定性。
西方一直否認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其中的一個理由就是中國沒有實現加入世貿組織時所做的市場開放的承諾，西方公司愈來愈難以與中國公司在同等條件下開展業務，資金和思想的流入和流出更是受到了嚴重限制。班卡吉·格馬瓦特教授就表示，谷歌、臉書在中國的經歷就說明國界是依然不容忽視的現實。雖然中國內部的流動是動態的，但與其他國家相比，外國人在中國的流動就微不足道。有西方媒體認為，在中國成為「超全球化」的一個重心之後，中國的全球化程度反而下降了，甚至比特朗普還要早就開始推動「去全球化」。西方抱怨中國本身並沒有實現全球化，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半全球化」。
有趣的是，特朗普在全球範圍內發起貿易戰之後，中國卻成為全球化的最大捍衛者，中國對美國的投資自2018年以後開始斷崖式下沉，而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總量則基本維持不變。在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之時，中國還降低了進口關稅和市場准入的要求。在「超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供應鏈的轉移曾經被歡呼為走向全球共榮的開端，大量的製造業從歐美國家流失成為必然的趨勢。西方國家本以為可以確保在高技術和創新領域的發展優勢，卻沒有料到，在高科技領域的新競爭竟然來自中國。
在中國加入全球化，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過程中，歐美的跨國企業尋找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天堂。他們無需太多顧忌毫無任何力量的中國勞工階層，因為類似西方的勞工組織在中國並不存在。原本在這一全球供應鏈的轉移過程中，中國的勞工階級是最有力量為自己獲取最大的利益，結果卻恰恰相反。弱勢的中國勞工群體，即大量的農民工，讓歐美跨國企業更加肆無忌憚地掏空了在本國的生產基地，這幫助中國解決了大量的貧困人口，但助長了中國內部，甚至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最終引發西方勞工階層對「超全球化」的強烈反彈。
特朗普的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就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卸到中國身上。他指責中國近20年「惡意」地吸引美國製造業，導致美國失去7萬多家工廠、500多萬個製造業的工作職位。他表示當基礎設備製造商將工廠遷往中國，美國的供應鏈就會消亡，動搖美國作為世界製造基地的核心地位，並最終徹底摧毀美國。
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恰恰又佐證了這樣的偏見。令人震驚的是以往覺得不可能的事件都在疫情蔓延之後發生了，全球爭搶醫療設備和口罩的戰爭竟然發生在西方盟國之間，而口罩的最大生產商則集中在中國。美國消費的藥物中高達72%竟然依賴海外生產，位於歐盟，印度和中國，而抗生素的比例更高達97％。
這樣一幅圖景不僅令美國人憂慮，中國人也在思考當全球化落下帷幕，中美經濟脫鈎，依賴美國農產品的中國將又如何生存。我從來沒有想到在改革開放40年之後，我79年一同進大學的老同學竟然擔心中國是否會重返當年他們上山下鄉時吃不飽肚子的歲月。
這樣的憂慮充分彰顯了全球供應鏈在缺乏信任下可以變得多麼的脆弱，當經濟和貿易日益成為施加政治影響力的最佳方式時，各國對自身安全隱患的憂慮便超越了自由貿易所帶來的收益。但歐美製造業的回歸至少在短期之內依舊難以企及。
「半全球化」是必然：區域化合作
5年前的春天我獨自走在英國泰恩河畔紐卡斯爾，想像着昔日大英帝國造船業的盛況，河岸邊的吊車高聳入雲，成百上千的造船工人從船塢中魚貫而出。當年甲午海戰中的「致遠艦」就是從這裏建造完加入大清帝國的北洋艦隊。
此情此景不再。上世紀初，全球造船業半壁以上的江山屬於大英帝國。美國造船業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異軍突起，最高時幾乎佔據全球造船總量的90%，二戰後便回歸常態。在英國造船業衰落的同時，日本、韓國則逐漸崛起。大英帝國的造船業最終被韓國人併購，在2000年左右從全球市場消失。進入21世紀全球造船業就是東亞韓國、中國、日本的天下。
全球產業鏈的轉移和自由貿易，導致發達國家工作流失和個人收入減少，這產生了對全球化的不滿。但要改變這樣的趨勢，重振英國的造船業，或者復活美國的「生鏽地帶」，從自由主義市場的角度而言，需要曹德旺這樣的中國企業家，因全球化可以在美國關閉的汽車廠裏提供新的就業可能。
來自本國市場以外的國家的收入，佔跨國公司的收入份額已大幅度提高，投資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外國經濟。對美國而言，在以往4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國的供應鏈遍布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低成本。美國試圖在國內重建這些供應鏈，但高昂的成本會讓企業裹足不前。美國眾多的大型製造商將中國作為向世界銷售產品的基地，避免了美國對其徵稅的風險。農業和建築設備公司卡特彼勒（Caterpillar）就在中國設廠，其目的就是可以就近在亞洲銷售其產品。
因此，絕大多數美國和其他西方跨國企業希望離開中國，他們也會首先考慮將生產線轉移到越南等其他低成本國家。美國商會2019年5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其所屬的會員公司有40％已將工廠移出或者考慮離開中國，但只有6%的美國企業會回流美國，超過三分之一的企業則選擇東南亞或墨西哥作為替代生產地。在這一波製造業的轉移浪潮中，諸如越南、孟加拉、印度是低端產業的受益者，而韓國、台灣則在高科技領域可能獲利。移動相機製造商GoPro正準備遷往墨西哥，玩具公司孩之寶（Hasbro）正考慮將生產轉移到美國，但在美國恢復生產的公司很可能依靠機器人和其他機械，而不是僱用在全球化過程中失去工作的美國人。
其實全球化並非都是政府設計的結果，跨國企業會繼續開拓世界市場並進行跨國貿易，特朗普振興美國製造業的不懈努力，令人無不懷念美國製造業曾經非凡的時代，但這樣的懷舊改變不了現實，美國現今的經濟產出，80％來自服務業。如果中美衝突加劇，美國會計、法律服務和工程公司更難以打入中國市場。
但美國已開始告別二戰以來殫精竭慮建立的自由貿易體系，而透過加深全球經濟聯繫以阻止世界分裂的努力也已告終。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幹事長、巴西人阿澤維多比原計劃提前一年辭職，他表示，「世貿組織並不完美，但是它仍然不可或缺，至少在貿易方面可以使我們遠離『弱肉強食』的局面。」但從他的無奈可以看出，以往支撐全球化進程的世界貿易組織面臨解體的可能。區域化的合作將會代替現有的國際化架構，《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TPP）在美國退出之後由11個國家簽署在2018年底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改頭換面之後得以延續，歐盟與日本已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和中國正在商討投資協定，這些新趨勢都充分說明了「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儘管中國從全球化中受益匪淺，在推動全球化供應鏈的轉變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中國無力獨自承擔成推進「半全球化」進程的領袖地位。隨着中國經濟實力和貿易量的增加，以中國為重心的區域化合作正在代替原有的全球化秩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與2011年相比，東南亞的柬埔寨、越南、老撾和馬來西亞在2018年與中國的貿易額都在增加，南亞的孟加拉和巴基斯坦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也已進入新的軌道。
依舊還在商議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全球人口最多、最具潛力和最重要的自由貿易協定，涵蓋貨物和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等，旨在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統一市場，促進產業和價值鏈的融合。這一協定由東盟十國於2012年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由16個國家組成，佔全球GDP的32.2%、全球貿易的29.1%、全球投資的32.5 %、和世界人口的近一半。
除了野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在中東歐，中國與原有社會主義國家的16+1機制，隨着希臘的加入，17+1所倡導的「多邊雙邊主義」，希望建立全球新的貿易和經濟聯繫。 2019年春天我從匈牙利、塞爾維亞、黑山一路走來，在只有中國地級市規模的黑山首都波德哥里察，中國大使和當地的商會為我們的來訪安排了交流會，我們從中看到了這些被歐盟拒之門外的小國所面對的困境。自2012年以來，中國的力量和重要性在這一地區繼續提高，中國的直接投資緩慢增長，不過其中有75％集中在匈牙利，捷克，波蘭和斯洛伐克四個國家。截至2018年，這17個國家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總額為750億美元。
中國透過不同的區域組織和區域合作機制的努力引起了其它國家的疑慮。在歐洲，歐盟對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的合作批評聲不絕於耳，警告中國不要分裂歐盟並從中漁利。在亞洲，印度擔心對中國的貿易赤字擴大，來自中國的進口可能洶湧而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無法在去年臨門一腳達成最後協議。
所以，中國在新一輪「半全球化」的進程中，需面對眾多國家懷疑的眼光和潛在的暗流。在亞洲面臨南海問題可能引發領土和安全的憂慮，中東歐合作隱藏着來自前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厭惡，而一帶一路的合作也因當地政府的腐敗和社會的效率而增高了風險。
在美國的層層進逼下，眾多需要依靠維護與中美等邊關係的國家，諸如新加坡和巴基斯坦，更加小心翼翼，盡量避免選邊。不過愈來愈多的東南亞國家意識到，原本他們希望仰賴美國來抗衡中國在亞洲崛起的勢力，現在也越發懷疑是否可以繼續依賴美國。對眾多西方國家而言，即便他們對美國的不信任度愈來愈大，但因價值體系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站在中國一邊，他們正努力在多極的世界中成為第三種力量。
「半冷戰」是選擇：孤獨的中國與離群的美國
全球相互依賴的關係，在經歷全球化的40個年輪之後，徹底的決裂和脫鈎並不容易，從現有的全球化完全倒退也不太可能。 2018年，全球出口商品的價值約為19.5萬億美元，而 2000年只有6.45萬億美元。全球出口商品價值的增長充分反映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全球化的推進和技術的進步。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對外直接投資和貨物貿易的增長已經放緩，但服務貿易的增長則繼續加快，跨境數據的增長更是驚人。特許權使用費和許可費的迅猛增長，充分顯示了全球化的架構發生變化。愈來愈多的跨國企業選擇在海外建廠，其目的在於服務當地市場。如果不是僅僅從貨物貿易，而是增值貿易的角度看問題，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只有2000億美元。 2019年6月2日，中國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稱，美方對中方的貿易逆差數字只有1500多億美元，根本不是所謂的4100多億美元。幾年前，谷歌首席經濟學家哈爾·瓦瑞安（Hal Varian）也表示，如果各國的貿易往來記錄了亞洲組裝的智能手機上美國製造的操作系統的價值，美國對世界的5000億美元貿易逆差立即減少1200多億美元。
在這樣一種依存關係中，全面的軍事對峙的冷戰不是沒有可能，至少遠低於美蘇的冷戰對峙，也不會是全面的軍事同盟間的冷戰。美國在宣布與中國「接觸政策」失敗的同時，依舊強調兩國的戰略競爭並不意味着衝突。 「半冷戰」的本質就是經濟與科技冷戰。
中美貿易戰是經濟冷戰的一部分，將長期困擾和影響全球經濟的格局。美國政府禁止美國的退休基金投資中國企業，當中包括騰訊等科技大企業，就是另外一個例子，儘管財金人士認為這對中國公司的股價的影響微乎其微。美國甚至有人考慮不支付中國政府購買的美國國債，只不過這項建議會摧毀美國國債的信譽而作罷。美國參議院的決議案要求海外公司遵循美國的審計和財務法規標準，最終有可能導致中國企業從華爾街退市。
同樣搶奪創新前沿陣地的科技冷戰也已爆發，美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對華為這樣一間公司持續的施壓和追殺，就是試圖阻擾中國主導關鍵技術和創新。美國政府不斷招手吸引富士康和台積電在美國投資，意在減少在關鍵技術上對亞洲，特別是中國的依賴。美國政府力邀台積電赴美、英特爾返美生產芯片，就是要強化半導體供應鏈的自主能力，同時打壓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發展。
在白宮5月20日發表的報告中，美國認為目前全球仿冒產品中有多達63%來源於中國，給全世界的合法商業活動造成數以千億美元的損失。美國長期以來抱怨中國政府鼓勵長期而有系統的知識產權盜竊模式，但是愈來愈多的專家表示，這一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中國已成為全球創新的真正貢獻者。中國在2010年的專利申請只有5%， 而美國則高達32%；2014年美國依舊雄踞榜首，達29%，而中國躍居第二，達到28%。 2018年，中國收到了創紀錄的154萬件專利申請，成為全球最大的申請國，佔全球專利申請總量的46.4％。 2019年，中國的專利申請增長了11.6％，專利申請的數量大致相當於排名第2至第11位的國家總數。
創新也比以往更加注重全球化，從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病毒和疫苗研發的努力上就清楚看到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何科技界和大學擔心貿易戰會演變成更廣泛的技術冷戰，對美國而言，科技冷戰的風險並不比中國低，這場科技冷戰很可能使美國變得孤立，無法利用日益跨國界的創新合作優勢。
這就是為何與美國佔在同一陣線的西方盟國，並沒有任何意願介入中美搶奪世界領導權之爭。頗具諷刺的是，在製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抗疫過程中，美國總統特朗普給西方盟國和全球呈現的是一個近似「瘋子」的形象；在新一輪美國從全球事務退群的行動中，特朗普的隨心所欲也讓西方無不憂慮，西方看到的是一個不可以信賴的全球領袖。
德國柯爾柏（Körber） 基金會在5月18號出爐的民意測驗表明，幾乎相同數目的德國人視美國和中國為最重要的伙伴，去年9月同樣的民意測驗將美國視為最重要夥伴的比例遠超過中國26個百分點。短短半年多時間就發生如此大的變化，這說明白宮在抗擊新冠病毒中匪夷所思的表現讓其最重要的盟友都無法忍受。德國的這項民調很受白宮主人的影響，德國人對美國的信任度在小布什時期也下跌，奧巴馬入主白宮之後好感度上揚，如今又降到了歷史的新低點。 71%的受訪對象認為，如果中國增加透明度，新冠病毒的影響就會減低，有可能不會如此蔓延全球，但只有36％的人表示他們對中國的看法變差了，而對美國的看法變差了則高達73％。
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可以從中漁利，德國有媒體甚至危言聳聽，如果目前中國不斷增加影響力的趨勢繼續下去的話，歐洲將成為中國的殖民地，成為非洲。這樣的憂慮都緣於中國在人權、自由、開放、法治等領域存在價值上的不同。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面對全球、特別是西方因新冠病毒蔓延對中國進行圍剿，中國比以往任何時期更需要非洲盟友。這也說明40年開放並沒有改變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安全格局，這使得中國在「半全球化」的新進程中難以成為世界領袖。
在美國，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對中國的政策都是如此的一致，拜登的中間路線被迫向左轉，以吸取桑德斯支持者的選票，而桑徳斯本人就要求重新談判中美貿易協定，並設法將製造業轉移回美國。這種轉變在美國有強大的政治基礎、選舉效應和民意支持。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大選中重新當選，以價值為基礎的美國政府內部的中國鷹派將主導對中國經濟的脫鈎。如果美蘇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和軍事的對峙，美中則是不同文明與制度的對抗和治理模式的競爭。在西方主導的「開放社會」，和以中國倡導的「秩序社會」爭奪世界新格局的話語權中，中國需要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和被認可的共享價值體系。
全球化是一股強大和古老的力量，它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成吉思汗征戰全球的時代，而宗教在全球的傳播也是全球化的產物，對塑造和促進全球化的貢獻遠超過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但全球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力量，今天的全球化源於全球供應鏈的革命，而這與上世紀中葉集裝箱的發明相關，這降低了全球貿易的成本。而我們正進入一個以數據為中心的新時代，我們隨身攜帶的智能手機不僅是全球化的產物，而且是全球化的催化劑。
儘管過去幾年全球跨國界的對立，以及國家內部不同陣營的對壘，我們看到的是固有的立場和思維左右了我們的思考和判斷，但我們人類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容易受全球不同思想文化的影響和衝擊。因此我們將會看到世界步入一個新的時代，和以往40年不同的全球化版本正展現在我們的眼前，這就是我稱之為「半全球化」的時代的降臨。在親身經歷了「超全球化」時代因我們的貪婪所帶來的貧富懸殊、氣候變化、環境惡化、過度消費的衝擊，我們或許也需要一個「慢全球化」的時代。這個「半全球化」和「慢全球化」時代，其輪廓依舊模糊不清，但已依稀可見。
「半冷戰」來臨！「半全球化」降臨！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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