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接受本社專訪。他分享國內對香港公務員的看法。
以愛國者為核心的各條戰線大聯盟
劉銳紹表示，香港回歸前採用英國的文官式的制度。香港回歸初期，國內派了很多人來港研究。他認為，中央覺得落實一國兩制，需要依靠公務員。
他認為當時政治環境比較開放，願意吸納各方面精英。當時有句說話「未來回歸之後的治港班子」，全句是「以愛國者為核心的各條戰線大聯盟」。當時內部討論時，來港的內地研究者表示：「當然啦！作為領導層當然要愛國，但如果其他人，包括執行者、公務員，即使沒有被北京列為愛國者範疇，只要你有能力，於是你都可以做高官。」因此當時仍然有外裔人士在局級處級領導班子裏。
但是各條戰線大聯盟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就消失了。劉銳紹憶述，當時國內的人來港去觀察香港公務員，當時還有一種主流意見反映給北京，就是說只要回歸之後，保證現在的公務員高官厚祿。因為港英政府當時培養公務員主要就是因為決策的不是公務員，決策的是英國，以港督為代表。香港公務員隊伍，歷來百多年，慢慢培育出高素質的執行者。
劉銳紹講述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中央政府開始收緊香港管治。2003年11月，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當時組長曾慶紅覺得很多香港人心裏不聽話。因此2003年後，中央政府派了百多位「欽差大臣」來港，並有兩把「尚方寶劍」。第一，找一些平常不接觸、或者少接觸的人，聆聽其他人的聲音。第二，要如實反映香港情況。當時市民怎樣罵董建華，以至罵共產黨，都要原話說出來。
劉銳紹解釋為何要「原話反映」。因為過去的上報，總是先估計北京喜歡聽什麼，喜歡聽什麼。當時沒有反對派，中央擔心有外國勢力，所以很多時候報告總是寫香港受外國勢力影響。
中央對港五大結論
結果中央解讀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得出五個結論。第一、經濟下滑，引致各種矛盾大爆發。第二、特區政府管治不力。第三、駐港機構不了解香港情況。第四、香港傳媒煽風點火。第五、反對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
劉銳紹同意第一、二點，但不完全同意第三點，因為當時北京對香港的政策真的很寬鬆，當時回歸政策要駐港機構縮起來，不要理會香港。否則會變了影子政府，不利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不利讓當時特區政府放手辦事。所以當時新華社的官員盡量少出現香港政府場合。
他不同意第四個結論。事實上，當時叫市民不要上街的媒體，比呼籲市民上街的多。
他更不認同第五個結論。中央政府有心魔，一直覺得香港有外國勢力，認為2003年遊行有外國勢力背景，甚至說出席遊行有100元。自2004年開始，中央已經提出反對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到今時今日，口號已經變成反對外部勢力、外來勢力。從一字之差，已經看到鬥爭的觀念。
公務員體制斷層
劉銳紹認憶述，回歸前的時候，公務員只要聽了意見，就可以放手嘗試，但心裏按着封建的思維，說要創了事例，起一個震攝的效果，「當時要求提出，在過渡的班子裏，局長的一級，幫我選一個出來，處長的一級，幫我選一個出來，DQ（取消資格）他，不讓他過渡。」當時是陳方安生配董建華，董陳配，陳方安生認為是否暗示DQ我們其中一人？
回歸之後，基本上到2003年之前還是比較寬鬆去對待公務員。到了後來，開始覺得原來施政的斷層，從前董建華是一人司令，下面陳方安生因為是港英文官文化，所以斷層是一人司令和一個局長。結果在董建華2002年連任的一屆，推行高官問責制，即是說局長級與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命，然後慢慢發覺斷層由特首與問責官員之間，下面就是問責團隊與公務員體制，覺得斷層在此。所以中間的恐懼不斷發生的時候，大家都不知道對方想什麼，很不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