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生科技落後須強化應用教育

2000年，香港在教育方面成功地進行了多項改革，包括增加一年大學教育（中學縮短一年）、將兩個公開考試合併為一，以及修改課程結構和內容等。當時Google也只是剛剛成立，而Facebook在2005年才公開面世。

20年後，環觀亞洲各地包括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台灣、澳門等，都已完成或正進行另一次改革。香港可以繼續用20年前我們父母輩的教科書及課程嗎？在這個日新月異強調STEM（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的年代，20年前設計的教育制度訓練出來的人才，能否滿足社會未來需求？我們是否需要作出相應改革？「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 2018年）研究報告最近出爐，促使我們反思。

透過PISA排名找出自身優劣

PISA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策劃，每三年一次，評估15歲學生以母語閱讀、數學和科學的能力，2018年共79個國家或地區參與，當中包括中國內地四個城市、香港、澳門、日本及新加坡等。在2018年，香港學生在閱讀及數學的成績一如以往表現優異，全球排名第四，可見香港的教育制度十分成功。香港的科學成績素來十分優異，但自2015年驟跌，2018年成績並無改善，排名第九。這與高中修讀理科的學生大減、大學相關學科收生也沒有高要求有關。OECD及我們的關注，並不在乎PISA排名本身，而是找出各地自身優劣，以制定適當政策。透過比較數據，我們可以看見鄰近的澳門學生不斷進步，2018年三科都均勻地在世界排名第三，更勝香港一籌，值得深入了解參考。

細看我們的科學成績，實在令人擔憂。香港只有7.8%學生的科學能力達最高等級（第五、六級），只與OECD平均（6.7%）相若。但是，新加坡具有這般高能力標準的學生比例，是我們的3倍；中國大陸（北京、上海、浙江及江蘇，人口約為美國的一半）的比例是香港的4倍，而澳門則是香港的2倍。從另一角度，若拿整體學生作比較，如果各地隨機抽出100個學生，大陸有57個學生的科學能力較香港學生優秀；新加坡有27名較香港優勝；澳門則有22名。總之，與主要競爭地區比較，在培訓優秀科學人才方面，香港被遠遠拋離。誠然，香港由缺乏天然資源的小漁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最珍貴的是香港本地人才。全球經濟轉型，創新科技將成為各個經濟體發展的重要引擎，學如逆水行舟，香港豈能不作出改變呢？香港政府應認真思考如何能加強應用型的課程，特別是培育創科人才。

三招改革課程符合社會需要

教育制度及課程環環相扣，牽連甚廣。在科技應用教育的改革，政府可考慮以下三點：

一、資助專上課程避免「將課就價」

在香港開辦專業及職業課程的設備及學生個別指導等，一般費用高昂。尤其是一些自資課程，學生選課程時往往考慮能否負擔學費，惟政府對院校的資助是「錢跟人走」，導致院校並非根據市場對人力的需求開辦課程，出現「將課就價」的現象，院校課程不一定是社會所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推出「自資專上教育提升及啟動補助金計劃」，支援自資院校開辦符合市場需要但成本高昂的特定課程，是好的開始。政府更應不斷檢視課程，增加課程彈性，讓科技業內專家或機構可協助專上院校，開辦既有前瞻性亦最符合社會需要的課程。

二、業界學界合作增加應用職學計劃

對於完成十多年中、小、幼教育的學生，很多不願意也不適合，繼續整天坐在課室完成數年的全日制專上課程。此外，近20歲家境不算太好的學生，往往要兼職養活自己，甚至支持父母及弟妹的生活費用，導致學習及工作兩邊不討好，都出現問題。職學計劃（earn and learn）——進入職場賺取收入，也一邊學習，可能更適合這類青少年。

因此，我認同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政府可成立中介機構，以擴展「商校合作計劃」，與業界合作，甚至早在中學期間就為學生提供應用學習課程，走出課室的教學環境，讓他們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此外，政府更可參考德國雙軌教育模式，學生於特定學期在公司實習賺取收入，其餘時間在應用型大學上課，完成課程可獲本科學位及專業培訓證書。我們應建設一些比傳統大學更美輪美奐、設備齊全的應用型大專院校，去推行這類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