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的開學典禮付諸東流，這一次春天的典禮是因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禮是因為香港動盪。不少朋友問我怎麼沒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講、觀點和文章？近兩個月裏，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從疫情中央發出的令人潸然淚下的親身經歷？有多少發自內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對國家未來的焦慮和期許？我們已經好久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在同一個時刻、為同一個人、為同一件事發出我們謙卑的聲音，吹起我們的口哨聲？而這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希望類似的悲劇可以再少些；希望我們無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懼之中；希望這個民族無論何時都是被人敬重的。
這當然是一場災難。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像力，開始了這一場天災，但這也是一場人禍。根據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研究，如果武漢提前三個星期開始狙擊這一病毒，僅中國受感染的數目就可以減少95%。當然這只是一項研究，而現實與數位模型之間存在的距離有時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漢封城之後歐美各國不會如此傲慢，而是積極合作應對，今天的歐洲和美國或許就不會面對這樣的人道危機！在全球面臨這樣的大災難面前，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自私與自大、嘲諷與指責、恐懼與推卸，甚至陰謀論甚囂塵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應有的反思。面對這樣的世紀疫情大流行的恐懼，我們缺乏的遠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們缺乏常識；我們缺乏見識；我們缺乏透明度；我們缺乏同理心；我們缺乏擔當；我們缺乏反思……
我們缺乏常識
在這場疫情席捲全球時，新冠肺炎也成了陰謀論的溫床。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裏，有武漢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說」，有美國駐武漢領事館留下八個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種毒之說」，有美國參議員柯頓指控毒源來自大陸生化實驗室的「放毒之說」，有武漢軍運會期間美國兵「播毒之說」，莫衷一是。我從一開始就對陰謀論存疑，我總覺得人性雖惡，但人類的惡行還不至於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證，就知道是胡言亂語。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位於武漢新世界國貿大樓第47樓，後院在哪裏？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處？謊言嘩眾取寵，但信者眾！如果病毒來自中國的生物基因作戰實驗室，對病毒的認識和控制還會那麼難嗎？這樣低水準的陰謀論竟然暢行全球！其實只要有基本常識，反智的陰謀論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們缺乏常識也因為我們常常以偏概全，資訊不對稱。意大利專家雷穆齊（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國的一些媒體第一時間就報道了意大利是源頭的說法，讓不少中國人信以為真。中國的記者還紛紛打電話去採訪，他對自己早先的採訪被斷章取義非常不滿，並指出這是教科書式的「宣傳手段」。但之後他糾正中國媒體的說法，並沒有被廣泛報導。他還在另一個場合表示，武漢可能早已出現新冠肺炎感染，期間有大量中國人從武漢來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現了疑似案例，由於一切來自中國的資訊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黃金時機。其實意大利北部溫州的人很多，而1月的時候，除了武漢，溫州疫情也很嚴重。在中國就有專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後，強烈建議武漢必須封城。
疫情剛爆發時，有不少人總在那裏質問，美國每年季節性流感死了成千上萬人，無人恐慌，世界各國沒有切斷和美國的聯繫，但美國為何要切掉和中國的聯繫？這是否過度反應？是否歧視中國？是否違反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但季節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這樣的事實很多人並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紐約成為另一個武漢，大家應該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國發生的季節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間的根本不同。
我們缺乏常識是因為我們受制於我們有限的知識和見識，無法認識事物的真相；我們缺乏常識也是因為我們面對恐懼而驚慌失措，無法理性地看待自媒體時代所獲得的虛假資訊；我們缺乏常識也是因為我們的立場和偏見擋住了自己的視線，無法走出原有的認知。
我們缺乏見識
同樣在歐美各國，不少人還真的將新冠肺炎和季節性流感等同起來，根本不把新冠病毒當回事，釀成今日歐美各國淪陷的慘痛教訓。在發生新冠肺炎這樣的全球公共醫療危機時，不要說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頂尖的傳染病專家對病毒都缺乏足夠的認識，束手無策，無法預見其發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終和現實也可能相距甚遠。在疫情初期，不要說西方的專家，即便內地最頂尖的傳染病專家都不認為這次疫情比「非典」嚴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學的專家學者敢於發聲，袁國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這次疫情極為嚴重，香港特區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列為須呈報的疾病，衛生部門有權強制隔離懷疑患者。管軼教授是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最早發出疫情將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擊，大家記憶猶新，不少香港人對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懼，也出現了搶購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對此的反應就大為不同，包括香港大學中的白人學者也覺得這是類似流感的病毒，只不過傳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這種判斷一度讓我覺得香港是否過度恐慌了，特別是香港醫務人員以罷工逼迫政府封關的舉動過激，違背了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倫理底線。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華人因為擔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視為怪物，不被理解還算次要，還受到白眼和歧視，甚至遭人毒打。因為在西方的文化裏，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該出現在公眾的地方。其實西方人這樣的行為也是因認知受限，而訴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視人權。
這次疫情在歐美的迅速蔓延終於讓西方意識到新冠病毒不只屬於亞洲人，他們原先冷眼旁觀，以為白種人可以刀槍不入。甚至歐美的不少醫學專家初期都低估了這個疫情的風險，從意大利大意失荊州，到英國的「群體免疫」，再到美國的全線淪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們對這個病毒的有限認知有關，說難聽點就是無知。因此政府不敢與普通民眾的認知相左，輕易做出封城的決定。醫學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對立的看法，直到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流行病專家尼爾·弗格森團隊的研究報告做出了令人恐懼的預測之後，英美兩國政府才改變被動的應對策略。這份研究報告警告，如果英美兩國不積極應對，英國將會有超過50萬的人死亡，而美國將有220萬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在此之後還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認為新冠病毒在英國已經傳播了一個多月，大約一半人口已經獲得了實質的群體免疫能力。
全球在應對這個新型病毒的侵襲時，因為知識不足，做出了不少錯誤的判斷。在疫情初期，對病毒的嚴重性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在獲得人傳人的證據之後才被迫作出武漢封城的決定。但同時也因為認知不足，人的見識有限，影響了我們應對病毒的策略。東亞地區有「非典」的慘重教訓就極為重視，西方民眾對新冠病毒的認知則不同，完全放任。
我們的見識常常受限於我們的生活經歷和環境，但我們不可能親臨其境去認知每一件事物，因此獲取全面的資訊就變得至關重要。不幸的是我們因防火牆無法獲得客觀的資訊，因處在同溫層裏拒絕不同的資訊，更不要說我們因缺乏透明度難以接收真實的資訊。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們缺乏的只是疫苗？三之一
本系列文章：
作者簡介
教育家、營銷傳播專家、與媒體人。他專注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他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 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推動創立了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ICB）並出任執行院長，以及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並擔任執行院長。
他曾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他曾於1996年在美國被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他是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