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新冠病毒如何把握政策的「度」？

過去幾周，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的日增病例數量急劇下降，許多省市接連數日甚至數周都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證據顯示，中國政府採取的嚴厲遏制措施，已成功阻截該病毒在國內進一步蔓延。中國的努力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機構的讚揚，以及其他國家和領導人的肯定。

儘管中國在控制病毒蔓延和拯救生命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效，但公共衛生涉及多個領域，異常複雜，遏制政策所帶來的廣泛影響值得反思。這不僅有利於中國政府思考疫情初步穩定後要如何作為，也能為那些近日確診病例呈指數增長的地區在制定遏制政策方面提供參考。

隱性成本巨大甚至犧牲性命

要衡量中國遏制策略背後的隱性成本，必須先想到那些生活在湖北省，尤其是武漢市等疫情最嚴峻地區的居民。比如，當地的血液透析患者命懸一線、病危的白血病患者不得不推遲甚至放棄治療，不是因為他們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從醫院中獲得基本治療，因為醫治新冠肺炎患者已成為醫院壓倒性的任務。

更重要的是，由於武漢甚至整個湖北都實施嚴格封鎖，這些非新冠肺炎的病人無法到其他地區尋求治療。為了遏制病毒傳播以拯救生命，許多人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中國這次防控工作的力度前所未有，有些做法對其他國家來說可能難以仿效。除了對湖北各地實施封城外，其他中國城市亦採取了強制措施，比如要求無須自我隔離的人們呆在家裏。有的社區每個家庭只獲有限的出門次數，僅足以應付採購必需品的需要。

即使在沒有確診病例的地方，人們也必須戴口罩，這有可能會影響疫情嚴重、口罩急缺的地區，尤其是對前線醫務人員的口罩供應。

措施空前嚴厲後果不容小覷

政府應如何把握政策措施的「度」呢？

首先，雖然公眾關注新冠病毒的直接影響，但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政府均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為遏制疫情而採取的政策，所帶來的總體影響（包括預期和非預期的）到底有多大？有時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曾經認為合適的政策可能就不再合時宜了。

例如，1月和2月的時候中國病例激增，其他政府對來往中國的人實施旅行禁令可能是正確的。但隨着中國疫情局勢的穩定，這些數十天前曾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的國家，就要擔心其他國家對她們實施禁令了。

其次，空前嚴厲的防疫措施所引發的經濟成本，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已經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可能出現自1976年以來的首次萎縮。事實上，即使最終影響比這輕微，後果也是不容小覷的。按購買力平均價調整後，中國GDP的1%大約是2700億美元。如果把2700億美元用於對抗全球變暖、扶貧、治療其他疾病，或是尋找傳染病的治療方法，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呢？

第三，在評估病毒防疫措施時，政策的「度」是一個應被考慮的關鍵因素。儘管在此次危機中，防控病毒傳播是首要任務，但所有公民的福祉，包括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私隱以至人身安全，仍應是任何政策的核心。否則，即使這些措施能有效控疫，結果卻可能在其他方面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第四，政策制定者不能忽略政策帶來的長期影響。例如，遏制措施之所以能在中國取得成效，部分原因是基於公眾的恐懼心理，這雖有助確保人們遵守為控疫而採取的極端措施。但隨着中國急需重振經濟，這種恐懼亦可能為復工復產造成障礙。

第五，在設計合適政策和向公眾解釋風險時，科學必須發揮關鍵作用。在當下這個社交媒體時代，假消息往往比科學事實傳播得更快、更廣，因此向公眾傳播科學知識亦變得尤為重要。

第六，要選擇合適的政策，政府的公信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大眾不信任政府，人們對任何政策都會作出抱怨，而為應對公眾的批評和不滿情緒，政府有可能不得不採取更嚴厲、更極端的舉措。

最後，極端措施一旦開始實施，政策制定者可能發現以後很難進行調整，即使有些極端措施後來被證明沒有必要繼續執行了。但對官員來說，不冒險撤銷就不會受罰。這種忽略偏差往往導致將來無法及時調整那些不再適當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