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有關民主的研究著作多不勝數，但有關民主緣何產生、生根、消亡，至今仍存在甚多問題，無數頂尖的專家曾就其中的已知及未知之數進行研究。
對於目前關係香港前途去向的政治僵局，他們的研究所得至關重要。
香港面對三大問題：一、香港經濟發達，市民普遍具高教育水平，目前全面實施民主政制是否合時？二、實施民主政制之後，民主能否落地生根，抑或步向衰亡？三、民主將窒礙抑或有助今後的經濟發展？
「現代化假說」的長短
首先談談香港落實民主政制的時機問題；民主發展大致可分為漸進和由政治矛盾帶動兩種，均屬結構性模式，皆基於社會經濟結構的先決條件。
1959年，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李普塞斯（Seymour M. Lipset）提出基於人均收入與民主高度相關性質的結構性模式，亦即所謂「現代化假說」（modernization hypothesis），以漸進發展為重點，推論隨着經濟增長而來的都市化、工業化、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以及社會發展日趨成熟，均有助促使民主政制產生 。
「現代化假說」曾被詬病為硬把歐洲歷史軌跡套於發展中國家之上，有將西化等同現代化之嫌，但二次大戰後，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仍是以此假說為依據，向發展中國家推銷經濟發展。
由於人均收入與民主的高度相關性持續不變，李普塞斯提出的假說雖然批評者眾，但仍備受推崇。儘管民主與人均收入的相互關係會有所差異，但農業國多為威權統治政體，而發達國多屬民主政體，卻是事實。
1966年，哈佛大學馬克斯主義權威學者小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挑戰「現代化假說」，他鈎劃出通向經濟現代化的三種不同政治路徑，把各種政權、社會初期狀態和地主權力三者貫連考慮，認為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能否產生自由民主政制，視乎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的勢力而定，假若地主並非過於高壓，資產階級即有機會抬頭，而自由民主政制亦會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產生，這無疑是英、法、美三國的發展路徑。
要是地主較為高壓，資產階級處於弱勢，法西斯主義便會冒起，這正是德國和日本走上的發展路途；若地主極為高壓，資產階級又毫無地位，則只能靠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才有望實現經濟現代化，例如俄羅斯及中國。
觀乎前述兩大政制發展模式，今日香港已具備各項社會經濟條件，經濟發達之餘，中產階級亦夠強大，要實現民主應是毫無難度，可和平進行，實在毋須採取激進抗爭手段。
李普塞斯與小摩爾兩位學者的結構性模式都遭批評為決定論性質過重，忽略了從政者行為的影響。拉丁美洲多個民主政體在1960及1970年代相繼倒台，強權政府再現，學者的研究重點亦從民主產生轉向民主衰亡方面。
制度化成敗的關鍵
是以針對行為模式的研究應運而生，主要研究在政治角力中，個別政治人物及政治團體為求維繫支持力量所採取的行動，如何處理與驅動各自的支持者。
不過政治行動尤如慈善捐款，必須克服集體行動中所謂「搭便車」的心態，才有望成功，因為既然有別人為公益或爭取共同目標着想而出力，有人就會虛與委蛇，胡渾過關。要集體行動收到預期效果，政治領袖既須取信於支持者，又要能驅動支持者。
社會上組織最完善的團體，往往是小型聯盟而非大型聯盟，原因有二：小型團體組織成本較低，而且共同利益的定位較為明確。組織完善的小型組織多專注於單一議題，傾向採取激進手段，對所提出的要求堅拒讓步。
1978年，耶魯大學林茨（Juan J. Linz）與斯捷潘（Alfred Stepan，現職哥倫比亞大學）兩位民主理論學者的研究中指出，民主的消亡並非取決於社會經濟結構或條件，而是源自支持民主及反對民主的從政者在政治角力中的特定抉擇及行動，能夠凝聚支持力量者，自能克敵制勝。
這類研究對香港當前政局尤具參考價值。林茨在研究中着眼於民主政制為何在西歐得享成功，在政變頻仍的拉丁美洲卻難逃失敗厄運，他得出的結論是這並非因為文化或經濟因素，而是憲制與選舉制度的問題。他認為問題在於民主政制過分依靠總統或總理的個人力量。成功的議會民主政制由總理在議會中多數派聯盟支持下執掌政權，執政權力直接源自議會多數派。
總理一旦喪失議會中的多數派支持，隨即引發管治危機。若非由議會中各政黨就另組執政聯盟及新內閣進行會商，就必須重新進行大選，如有需要，將會產生新議會及新執政聯盟。這類議會制無論穩定（如英國、德國）與否（如以色列、意大利），議會嚴重分歧均會啟動重新大選機制。
至於總統制則剛好相反，總統與國會的選舉分途，但共同執政，假使彼此出現分歧，可抱不同政見，大可互相指責，甚或拍案頓足，以擁有人民授權自居，但無論如何，雙方都是經由既定選舉安排產生。
這種制度要是出現嚴重分歧，並無任何民主原則可循以化解矛盾，憲法內的各項機制或有助解決問題，卻流於繁複，兼且法理艱深，非一般選民所能理解。到時就會有需要基於民族主義、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等考慮而出動軍隊，而不能單靠民主政制以化解。
美國式黨爭的反思
過往，林茨的研究理論看似有一大漏洞，在於美國這一環：美國無論在總統制抑或議會制下，自由價值依然可行，其成功的民主政制似乎足證選舉制度並非箇中關鍵。假使民主政制在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出問題，索性歸咎該國文化或經濟發展可也。
林茨於1990年作出回應。他指出美國政黨具獨有的鬆散特質，各黨在意識形態上並非紀律嚴明，一旦出現分歧或衝突之際，往往能作出妥協，互相包容。
但現今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紀律嚴明，嚴格遵從政綱辦事，在墮胎或社會福利等問題上所持意見不論正反，亦會堅守立場，兩大政黨日益由黨內激進分子操控，毫無妥協餘地，釀成先後面臨聯邦政府關閉、債務上限等危機，更與常規預算目標日形背道而馳。
當然不是說美國會在下星期或來年發生政變，但未來5年，或10年又怎樣？林茨的分析喚起對長遠發展的反思。當今之世各國政黨縱有廣泛民意基礎，卻受地方選區劃分不公（gerrymandering）扭曲，而處處受制於意識形態僵化的少數派。
雙方都自以為黨內有通過選舉產生的少數激進分子，亦即獲得民意授權，在制度上自然難以化解政治矛盾，這對美國而言乃一大噩耗，各有關方面均束手無策。
民主化進程的弊端
香港雖然至今仍未實行民主政制，在政治上卻已處處呈現西方民主政體的通病，泛民主派與建制派之間的鴻溝已大致形成，兩大陣營各自代表形形色色的小眾利益，各種小眾利益背後都有極力爭取狹隘利益的激進發聲分子。
2017年特首選舉的當前局勢發展，在在顯示泛民陣營受小眾利益的激進分子操控，只會恪守其頑固立場，建制派中的種種小眾利益，同樣堅拒讓步。
一旦社會陷入政治糾紛，公共政策又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經濟必會遭受拖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巴羅（Robert Barro）於2004年，以圖表方式將經濟增長率中未解釋的部分（其餘解釋性變數設為不變）與一國的民主政制發展互扣，得出驚人發現：圖表出現倒轉U形（【圖】）。
二者之間的非線性關係顯示，在政治自由水平偏低情況下，民主政制發展有助促進經濟增長；若政治自由已達一定程度，民主發展卻會減慢經濟增長。把這套用於現代化過程初期（經濟及政治發展均處低水平），所見情況與李普塞斯的「現代化假說」吻合；而與林茨的假說謂當選舉安排引致少數派當權，則政治分歧足以減慢經濟增長的推論，亦同樣地吻合。
假若無法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香港難免陷入政治僵局的死胡同，當前的政改方案，也許是有望改變香港政治現狀的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2nd edition, MIT Press, 2004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