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力增加多倍，但國民素質仍被西方人詬病。出國人口由0到1.4億人，是前所未有，但部分人士的行為，卻被視為「土豪」和「蝗蟲」，令人傷心，但中國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再至科技社會，步伐太快，教育趕不上，只能徐徐圖之，要有計劃。
中華文化的力量，卻又往往需要大衝擊，才能大爆發，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令人看到中國新一代的「家國情懷，不計生死，不計得失，不計名利，團結一致」，原來中華文化仍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這次抗疫精神，只要保留下來，就是中華人的素質大甦醒，而不是大改善了。
重拾中國文化
中華文化在清代部族統治而衰落，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全盤西化，放棄儒家精神，放棄家教，當時只有5億人口，如今14億人口，教育資源相對不足，最有效是靠家風，古時傳下來的「孔子家訓、顏之推家訓、司馬光家訓、曾國藩家訓」，全部入了茅坑，令人不知不曉。曾氏家書也曾風行一時，但欠了家國情懷，遠遠不及吳越王錢鏐的《錢氏家訓》，從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層面來教子弟，其書文字不多，句句精警，值得推介，「守身如玉，執法如山」，「大愚誤國，只為好自用；大智興邦，不過集眾思」是隨便錄兩句。
錢穆論中華文化，教人如何「做人」，西方文化，教人如何做「公民」，「公民」守法守規，只要不違法，什麼都可以做，去到極端，就是遊走法律邊緣，但求訴訟過關，甚至修法以符合一己之私，立法有私心，是西方之弊，以追求自由人權的名，鼓勵競爭，製造大量失敗者，造成貧富懸殊，民心不憤。筆者在西方多年所見，不論普通市民，或者精英階層，素質都在下降，偏執自我優越者，更多不勝數，此「陰陽失位」也。
此次疫情中，遂見到西方偏執者，大呼中國無人權，實行污名化，更見甚不是。中國只能自行其是，相應不理。中國人素質，在培養中華文化中的如何做人，如何度過人生，如何處理名和利，如何尊重五倫，達到小康，再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為大同，西方的文化話語權最終止於其10%的世界人口。
此次疫情，世人可以看到初期地方官員的不是，可以引以為戒，到中華文化核心力量，一統江湖，世人即可見看「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中國效力、中國動員、中國愛心、中國能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見諸支援武漢的「逆行者」身上，「犧牲小我，顧全大局」就是中華素質。所以人民素質的改進，可以從人生（東方式）和生活（西方式）兩方面合併而行，隨着中國城市化，農民入城，追隨城市規則（西方式），自然改進，這是西方式，可師從日本的生活衛生和交通規則。
改變中國人過去的陋習
這次疫情更彰顯了下列準則。
一、食飯用公筷（西方人分而食之，無此問題）；
二、勤洗手，少摸面；
三、生病時必戴口罩，為他人着想；
四、溜狗不留糞（西方大衰退），總之為他人着想，自己稍作犧牲，各家自掃門前雪，一定要戒掉。
五、個人健康之道，亦是事實。
中國人長大時欠缺正確訓練，父母很少注意，結果是，長大後，行不會行，站不會站，筷子不會正確使用，刷牙亦隨隨便便，養成日本醫生所謂習慣病，生活細節不知曉，宜有生活健康手冊一本。至於不吐痰，打噴嚏用紙巾掩住，都是最基本，而為「小農心態」所忽略，至於城市規劃，萬事排隊不打尖，守秩序，紅燈不過馬路，駕車讓行人，日本人盡量不給人麻煩，不搶購，這都是易犯的西方生活素質。公民守則而已，
至於人生部份，則是中華文化比較優秀，上文所提及的家風，由家長主導，《錢氏家訓》可作範本，看近年錢家子弟之盛，錢穆、錢學森、錢鍾書等等，其傳皆可看，如何「做人」是大事，科技時代太少敬畏，小農時代也有「舉頭三尺有神明」，儒家君子慎獨，錢穆勸學生要謙虛、憂患、謹慎，是「做人」的基本，中國人要重拾自信心和自負力，卻又不被人視為「趾高氣揚」，都要拿捏得好，這也是中庸之道，「不自用，集眾思」，中國人素質在抗疫之後，再大步跨上，是為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