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襲港，令全城進入恐慌狀態，尤其是經歷過2003年沙士一役的香港人，肯定是聞疫色變。筆者仍記得當時為了防疫，曾透過加拿大的親人買入300個N95口罩，但最終只用了10多個，剩餘的口罩也在幾年後棄掉。現時回想筆者大量購入N95口罩事件也覺得好笑，原來自己也是一名膽小鬼，看見沙士疫情惡化便方寸大亂，真是羞家！
不過，貪生怕死是人的特性，尤其是面對嚴峻的疫情，大家也害怕染上疫症。然而，這種恐懼卻能產生高度傳染性，使大眾感到焦慮和未能確定前景，這情況會隨着疫情惡化而變得更嚴重，並最終在整個社區蔓延。
以上的過程是否非常熟悉呢？無錯，在2003年的沙士、2009年的豬流感和現時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期間，整個香港也是被不同程度的恐懼所籠罩，隨着這股不安的感覺不斷擴散，市民很容易做出不理性的決定和行為，例如搶購口罩、廁紙、米糧等等，但按過往幾次的突發疫情經驗，疫症出現只是短暫性，當感染鏈被切斷後，疫情便會明顯改善和迅速消失。然而，部分市民未有吸收經驗，每每疫症開始爆發便會感到手足無措，加上謠言滿天飛，整個社會便很容易進入一個頗動盪的狀態。
政府忽略市民心理對經濟影響
政策制訂者面對疫情爆發時，總是忽略市民的心理狀態對經濟的影響。著名經濟學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其著作Industrial Fluctuations指出，實質因素和心理因素，在社會系統中同時存在並互相影響，但通常這種互相影響是頗微弱的，但當重大事件發生後，實質因素和心理因素的互為影響情況卻可以迅速增強。當人的心理狀態開始改變，這亦導致實際狀況也隨着改變；即是實際因素引起心理反應，反過來又增強了真實因素，繼而進一步影響心理因素。一旦開始，這種互為影響的過程是可以持續，同時產生預期事實代替實際事實，並成為採取行動的主要動機。無奈，心理狀態掩蓋理性決定，最終導致嚴重錯誤或後果。
庇古的分析只是指出人的心理預期或狀況決定結果。所以在疫症橫行時間，人的心理狀態自然是悲觀的，但當悲觀程度愈來愈高時，人的行為便愈不理性，因此，大家才會看見市民在超市搶購日用品，排隊搶購消毒液和口罩等行為。然而，當疫症過後，大家再次回復正常生活，好像對自己的搶購行為沒有感到不妥。
當然，一個有承擔的政府是會盡量減低市民對疫症的恐懼，例如解釋如何抗疫和供應充足的防護物品予市民。無奈，今次林鄭政府沒有做好本分，竟然沒有預備足夠的口罩來滿足市民的需求，加上拒絕封關，令市民感到被感染的機會大增，這亦可以解釋為何市民對特區政府在抗疫方面的工作表現感到非常不滿。
由於在疫症發生時，市民的情緒大幅波動，原因是大眾媒體同時將相同的訊息傳遞給數百萬的香港人，無奈林鄭政府缺乏一個令市民信服的高官來向市民解釋疫情的發展。此外，政府在制定抗疫政策出現朝令夕改，令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抗疫能力產生質疑，這亦可以解釋港大袁國勇竟然成為半個官方抗疫官員，因為他的誠信遠遠高於所有特區政府高官。
民無信不立，現時林鄭政府給市民的印象不但是無信，更是無能，如果以一個百無政府來領軍抗疫，香港市民又怎會感到安心呢！所以搶口罩搶米不過是對這無道政府投下無信心的一票，大家同意嗎？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