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6月起，反《逃犯條例》修訂的風波沒完沒了，不論兩次過百萬人的遊行示威，還是多輪的警民衝突，參與的青年人多不勝數，就連被捕的青年、學生也為數不少，年紀最小的更只有11歲。
究竟香港青年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大的冤屈？是社會過於簡化標籤他們的動機單是「被洗腦」、「打機打上腦」、「收錢開工」？還是有別的因素導致他們冒着被捕、被檢控，甚至犧牲性命都要抗爭到底呢？
他們經常指不介意「攬炒」，最近社交媒體用了一幅圖畫解釋「攬炒」的意思，畫中一架駛向屠房的運豬車給推翻，一些豬跑了出來，一些豬則仍待在車上。待在車上的豬埋怨出走的豬：「為什麼要推倒這架運豬車，安安穩穩不好嗎？」跑出來的豬卻答道：「不打翻，我們怎能逃命？」
這幅畫是部分抗爭者解讀香港當前的環境，司機是特區政府，屠房是「一國一制」，出走的豬是抗爭者，車上的豬就是安於現狀的香港人，「打翻」運豬車就是「攬炒」；由於抗爭者要逃命，所以願意誓死一博。導致現時年輕人的心態和問題，涉及面甚廣，筆者試從五方面闡述，希望能帶出更多思考。
一、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挑戰
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就「港人身份認同」於2019年6月公布的最後一次調查結果，以100分滿分計，受訪市民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指數比半年前升3.8分，至84.6分，為2008年有紀錄以來新高；受訪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認同指數，比半年前跌10.8分，至46.2分，繼續是6項身份中最低分。
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地方，資訊流通廣泛，出入境又方便，這便養成港人的獨特性，一旦察覺自由自主的特性被收緊，反彈的機會就很大，亦很強，就如反國民教育、反23條，以及現在反《逃犯條例》修訂一樣。
單靠強硬手法硬銷「中國人」的身份是不可能的。如果能以平實、反思的態度，讓年輕一代從歷史、文化、科技等領域明白和理解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面對的挑戰、困難及機遇，營造一種互動的形態，相信可以增進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二、教育制度單以學術為本
香港在2009年新學年起推行「三三四」學制，教育制度有所改革，代表全港中學生只有一條路走，就是投考中學文憑試，躋身大學。
事實上，不是每個學生都是讀書的材料，要求他們每天面對繁重的功課和頻繁的測驗考試，只會令許多學童承受不了巨大壓力，因而引發情緒困擾；同時，教學內容也追不上科技的進步。
過去十多年，教育局在中小學大力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原意是盡早讓學童清楚自己的路向，可是能力和興趣又未必配合現有的工種；就算有，一想到空缺多寡和工資能否養活自己，就已打碎追尋夢想的志向，年輕人自然會感到受壓制、受同化，內心的鬱結隨之然產。
原本學校可以發揮影響力，以填補缺乏家庭關愛的年輕人的需要，可惜學校除了學術上的教導、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競爭外，其餘功能只剩無幾。
為年輕人製造更多出路，改善老師的工作環境，教者開心，學者愉快，成就一個超卓和喜悅的校園。
三、年輕人的工作前景狹窄
由於香港整個經濟結構傾斜所謂促進經濟發展的行業，如金融、地產、旅遊業等，社會的普世價值觀，便以賺取多少薪金來量度人的成就。在這種偏頗價值觀薰陶下、就業工種少，許多有才能而未必是主流受認可的年輕人，便得不到發展機會，制度上也未能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和合理待遇，尤其從事創意產業、藝術工作、運動和社會工作等行業。
自2000年起，政府提倡開辦學位課程，於2003年首創副學士課程，希望社會有六成人能達致高等教育程度；可是，高層職位的創造速度未有相應配合，以致當中僅得少於半數的新增大學畢業生能夠從事最上層的管理及專業工作，大多數學位持有人則須轉投技術要求較低的工作，變相令工資折讓。
由此可見，學位大量化雖可提升市民整體的教育水平，卻造成學位貶值、待遇差、出路少，令眾多大學畢業生擔憂前景，因而感到不滿。政府應致力改善年輕人向上流的動力，減少外判工作，改善跨代貧窮的社會問題。
四、生活環境和素質日漸變差
自2003年沙士後，政府為振興經濟，放寬自由行，本來也是一件美事，可是中國同胞人數之多，加上政府沒有增加承載的能力，直接影響香港民生。由出生的床位，到入學的學位、就業機會、公營房屋……令香港人自覺「應份」擁有的資源全受剝削，香港人與內地人的鴻溝便漸漸形成。
香港地小人多，加上自由行和新移民的遷入，令原本已經十分擠迫的香港更擠迫，年輕人的生活空間細小，自然埋怨不絕。商場為賺取更多自由行的金錢，面貌不斷扭曲，不是賣名牌手袋，便是賣貴價首飾，又或是開設數十間藥房，都只為方便同胞購物或水貨客。物品價格也不斷飆升，商戶賺大錢，卻難為一眾小市民。香港發展需要願景、定位、務實而有效改善年輕人的生活環境和素質。
五、管治團隊不體恤民情
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實在令人失望，在最近反修例事件中，政府沒有作出適時及適切的反應，經常後知後覺；另一邊廂，示威者不斷宣揚警察的不公義、年輕人為香港犧牲等煽動民情的訊息，令市民偏向支持他們。政府管治團隊需要的是，有氣量、有承擔、肯負責的問責官員。
總括而言，香港當前的問題並非一日之寒，民怨都是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的。在回歸22年來，一些人的「香港人身份」還未搞清楚。
香港問題是複雜和多元性的，就算開發大灣區或處理房屋問題，都只能滿足部分人的要求，因此處理香港問題實在需要由根本做起，例如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多元出路予年輕人、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政制改革等等。
年輕人滿懷理想，情感豐富，積極參與冠上「民主、自由」的運動，其冒險性格容易受到煽動，或作出衝動鹵莽的行為，他們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着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而奮鬥。他們努力擺脫被污染的功利社會，不想人生只為賺取更多金錢而折腰，夢想追求一個有道德、有公義、有廉潔的香港社會。
年輕人的初衷原是美善的，奈何現在採用的方法值得商榷；加上不同的人混雜其中，肆意的破壞，擾亂香港，也誤導一些年輕人。
當然，在止暴制亂下，政府可主動多下工夫，持守法治精神，並秉承香港的核心價值，能在多方面切實改善民生，願意與市民同舟共濟，有承擔、有責任，相信就能慢慢重建市民的信心，憑藉各人的毅力和包容，定能帶領香港再創高峰。
最後，作為香港上一代人，甚至領導層，我們都不可能放棄年輕一代，就如西諺所說：If you don’t win their hearts today, they will break our hearts tomorrow。
為了香港、為了未來、為了自己，實在有需要去明白和贏取年輕人的心。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葉兆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香港著名社會學者。主要研究範圍為人口政策與人口健康研究等等，目前也擔任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
早年就讀建德公立學校、墨爾本大學和拉籌伯大學，並且獲得博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