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經濟圈不違自由經濟原則

香港人被逼走到這一步,黃色經濟圈作為一種合法又和平的表達方式,是港人在鳥籠政治底下的無奈選擇,杯葛即使不是有效的經濟手段,也是一種民意的表達。

邱騰華局長與施永青老闆近來多番發炮,轟黃色經濟圈違反自由經濟原則,不利香港復元。先不論顔色經濟圈的實效,單就自由經濟原理而言,邱局長與施老闆完全理解錯誤。

施老闆12月2日專欄文章引經據典,指出資本主義下自由選擇的好處。我不知道施老闆的自由選擇原理,是否也適用於選擇議員和市長;有些經濟學者覺得政客提供的服務與經濟商品無異,照說應該也是一個道理。不過為免給人說我抽水,我就不在此插科打諢。

我粗略了解,經濟學關心的,是稀有資源的最有效運用,以取得效益的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至於個體的utility是怎樣定義,如何形成的,那不是經濟學的範疇,是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的問題,是由複雜的生物、社會、文化因素決定的。好像一個身體對酒精過敏的人,你給他不同酒莊的美酒選擇都是沒有意義的。對於回教徒來說,豬肉是不會增加只會減低utility,對於中國人卻不能沒有(看看上海大媽早前瘋搶家樂福的美國豬肉)。

既然人的宗教信仰會決定他對utility内涵的定義,他的政治理念也有同樣作用。如果一個人的消費選擇包含了政治信仰的考慮,而這種選擇能讓他覺得更開心,有更高的utility,何樂而不為?我相信局長與老闆還不至於反對囘教徒不吃豬肉的選擇是「畫地為牢」,那麼又憑什麽指責某些港人不吃藍店呢?

世界各國每天都在搞畫地為牢

邱局長又說,畫地為牢不是港人信奉的一套,「如果人人都畫個圈,第一個受害就是畫圈那個人」。這一點沒錯,但他卻搞錯了誰是首先畫圈圈的人。

已經有不少人指出,黃色經濟圈不過是香港人的自保,不過是對紅色經濟圈與藍色經濟圈的反制,在此我不重複了。只提兩個具體例子:何韻詩在樂壇被杯葛,羅家聰從交銀被離職,說明了什麽現象?自己想想吧。

邱局長藉助自己過往任職駐外辦的豐富經驗,指出「國際之間有保護主義、加諸其他人身上的壁壘,我們都反對,因為非貿易的壁壘,我們都反對。」說得好!如果世界各國都是自由開放,採取WTO原則,國民待遇,一視同仁;然而,當有人以大欺小,恃強凌弱,弱者便只能團結自保。

世界各國每天都在搞畫地為牢。除了WTO的多邊組織外,所有的貿易圈、區域經濟同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都是這樣:我對你額外加大開放,相對來說就是對別的經濟體增加了進入難度。香港目前有八個這類的自由貿易協定,局長想必知之甚詳,葫蘆裏賣什麽藥,不用我囉嗦。

自由經濟並不存在於現實

事實上,教科書上的自由經濟是不存在於現實的。完全自由市場假設了每一個參與者的份額都是微乎其微,沒有影響遑論操控價格的力量。這種狀況,可能見於40年前的香港──也就是衆多收成期人士津津樂道的黃金歲月;可是社會經濟條件早已改變,市場力量集中、歸邊,正正是香港社會不公平的原因之一。

可是,施先生等前輩卻繼續用老黃曆來解讀當下,教訓年輕一輩,難免就讓人更覺得他們與時代脫節,甚至是一味地保護既得利益的建制派。

大概施先生自己也知道理虧,12月3日的文章已經放軟了立場。我同意生意要做得大,便要廣納五湖四海的人。過去港人不做政治表態,一心賺錢,這本來是香港的強項、成功之道。

可是,現在港人是刀在頸上,不得不做政治表態。是誰把香港搞得高度政治化?送中這個議題誰是始作俑者?局長說黃色經濟圈不利社會復和。好!他怎不撫心自問,是誰先讓社會失和?

坦白說,香港人被逼走到這一步,黃色經濟圈作為一種合法又和平的表達方式,是港人在鳥籠政治底下的無奈選擇,杯葛即使不是有效的經濟手段,也是一種民意的表達。如果市民能以選票讓邱局長和他的同僚下台,或許大家不用杯葛藍店。希望局長與老闆高抬貴手,讓深陷無力感的市民消消氣,也好減低社會的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