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英倫蒙難 康德黎營救學生

 

康德黎乘火輪船來港途中，曾一度質疑自己來港的決定是否正確。他在倫敦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在查靈十字醫院教學，以及為聖約翰救傷隊教導急救員的日子；現在，自己須完全放棄教學，全心投入私家執業，實在有違心中抱負。於是，他在船上開始構思如何在香港推行醫學教育。

 

 

當康德黎到達香港，得知幾位有心人正在籌備一所華人醫學院之時，高興不已！到埗一個月後，康德黎已經當上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籌備委員會的秘書。在白文信、何啟和康德黎的努力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於 1887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1887年10月3日，一行共13名年輕華人小伙子齊集雅麗氏利濟醫院，在欠缺辦學經費、欠缺課室、欠缺師資、欠缺教學材料的情況下，終於開學了。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運作模式與查靈十字醫院可說是一模一樣，就連課外活動也大同小異。而雅麗氏利濟醫院除了擔當教學醫院的角色之外，也是學生宿舍、課外活動場所、甚至是孫文的革命基地。地方問題總算解決，師資方面，當時教書的只屬義務性質，一眾英國老師也沒有額外收費。

 

除了何啟爵士之外，全部教師均為英國人，課堂皆以英語授課；幸好當中11個學生在教會學校就讀，另外兩個則曾留學美國，故此言語溝通沒有問題。在多位年輕華人醫科生之中，21歲的孫文（號逸仙，流亡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故後世稱他為孫中山）最為突出，無論在醫學、人文科學，甚至課外活動，他的表現可說是鶴立雞群。

 

康德黎除了教導醫學方面的知識外，還教導西洋運動，如木球、網球等。除了上課之外，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接觸，令康德黎與學生更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這份師生之間的友情，一直維持到孫文逝世也從沒間斷。

 

 

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雖然剛剛開辦，但課程殊不簡單，程度簡直可以媲美英國倫敦一流的醫學院。白爵士在開院兩年後離港回英，康德黎則繼任教務長一職。1892年，第一屆醫學院學生畢業，13人之中，只有孫文和江英華兩人考試及格，准予畢業，孫文更取得最高分數。

 

他們雖然修畢五年課程，卻不能在香港成為執業醫生，因為當時的港英政府醫務委員會並不承認其資格。

 

時任港督的羅便臣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於是去信北京李鴻章，要求滿清政府聘請兩人為清政府效力，李鴻章的回覆只叫兩名畢業生到北京晉見。

 

一向關心學生事務的康德黎一路陪同兩人先往廣州，準備上京。這時李鴻章卻命二人填寫對上三代的資料，以作上呈；孫文心想，為醫者，該以醫術論其成敗、分其高下，而非以出身的裙帶關係為評論準則，於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此事更加深了孫文對滿清政權的不滿，而立志推翻。

 

心灰意冷的孫文回港後，曾經想過經營小藥房，但康德黎勸他說：「汝乃西醫學院首屆畢業生，勿侍商賈而玷污汝名！」因良師的一番話，孫文便到澳門鏡湖醫院行醫。孫文仁心仁術，贈醫施藥，還為澳門華人做小手術；每當遇上繁複的大型手術，孫文便會邀請恩師康德黎到澳門指導和協助。孫文之舉雖盡得當地華人稱許，卻引來一眾葡國醫生的不滿和妒忌，最終孫文失意回到廣東行醫。

 

康德黎在港九年，期間健康時有欠佳，除了經常發燒，也曾患上瘧疾，有一次還險因盲腸炎而喪命；最後，也礙於健康，於1896年辭退教務長一職，由家人陪同，回英養病。

 

 

 

1896年2月，康德黎一家離開香港，準備先到美國旅遊，並探望弟弟康佐治（George Cantlie），再回英國倫敦，途經日本和夏威夷的火奴魯魯（即檀香山 Honolulu, Hawaii）。康德黎一家在火奴魯魯短暫逗留時，有天他駕車載着太太和日籍護士（照顧康德黎兒子），在火奴魯魯的街道行走，迎面而來一個身穿歐洲服飾的東方人向他們打招呼，大家原以為是日本人，日籍護士還以日語向對方問好；那東方人立刻表明身份，原來是改以歐化日人打扮的孫文。

 

卻說孫文在廣州起義失敗後，為逃避清兵追捕，輾轉到了澳門，再從澳門到香港找康德黎求救，康德黎立刻找到一位律師朋友 Mr. Dennis 徵詢意見，律師朋友建議他立刻逃往日本。1895年9月，孫文在康德黎的協助下逃往日本神戶，到達神戶後再到橫濱；為逃避滿清刺客，他蓄鬚剪辮，身穿洋服，打扮成歐化的日本人，從橫濱乘火輪船前赴火奴魯魯。

 

他鄉遇上恩師，師徒總要敍舊一番，康德黎又告訴他英國倫敦住所的地址，希望他能夠到英國繼續深造西洋醫學，取得正式認可的醫生資格在英國執業行醫。孫文欣然答應後道別康德黎一家，後來途經三藩巿和紐約，最後在英國的利物浦（Liverpool）登岸，取陸路到英國首府倫敦。

 

甫到埗不久，孫文便到康德黎位於砵蘭坊覃文街四十六號（46 Devonshire, Portland place） 的寓所探望恩師；無巧不成話，清政府的使館剛好位於康家附近！

 

9月底的倫敦開始踏入秋季，氣溫下降，加上綿綿細雨，使天氣極之潮濕，冷鋒一至，則濃霧既成。身負「國賊」之名的孫文，漫步於濃霧深鎖的英倫街頭，每天由牛津街的小旅館（Gray’s Inn）步行至攝政街（Regent Street），再轉入砵蘭坊（途經清使館）到康德黎家中談天說地，討論各國政事，師生歡聚，好不暢快；康德黎生性開朗幽默，喜在課餘飯後說些笑話，每次也引得哄堂大笑。

 

 

 

一天吃完午飯後，他又準備說些滑稽故事來紓緩一下緊張的氣氛。他戲言滿清使館近在咫尺，孫文空餘之時可登門造訪之。康太太一聽，立刻囑咐他千萬別要冒險，因為如清政府把他逮捕，定必送回中國處決，九死一生。最後大家當然一笑置之，豈料後來卻一語成讖。又有一次，正當白爵士訪康家之際，孫文又提起滿清使館一事，白爵士再次勸孫文勿走近使館。

 

孫文天天皆訪康家，多數時間會在康德黎書室看書或與恩師談論古今史哲，以及中國以後的發展。

 

10月11日，即星期日，康德黎夫婦如常到聖馬丁教堂望彌撒（St. Martin-in-the-Fields），原以為會在教堂內見到孫文，怎料他竟「爽約」；之後一連四天，康德黎夫婦未見孫文蹤影，開始擔心起來。到10月17日晚上11時半，康府的門鈴突然響起，康德黎從夢中醒來應門，但門前卻空無一人，關門後才發現有人從門縫塞進一封信進來。

 

十一周日，汝友蒙難。

 

被困使館，不日遣返。

 

回國即歿，速救莫慢。

 

匿名報訊，望君納諫。

 

吾竊聞汝友名曰孫連煙也（Lin Yin Sen）。

 

 

康德黎得悉此事後，便立刻前往梅利本警局（Marylebone Police Station） ， 再到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報案。苦無真憑實據，當值警員以為他是個醉酒瘋漢，為要趕他走，只好草草把此事記錄在案，除此之外，別無行動。

 

他後來又去找馬格里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 。馬爵士本為一名英國醫生，後來到中國助滿清政府剿滅太平軍有功，獲李鴻章賞識而招攬到身邊辦事。馬爵士之後獲委派返英當清使館二等參贊，幫助處理外交事務。康德黎原以為馬爵士能助他一臂之力，但到其住所時，發覺空無一人，在凌晨一時的晚上，獨自在倫敦街頭，可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第二天一早，康德黎去找孫文另一位老師白文信爵士幫忙。兩人先前往蘇格蘭場報案，警員告訴他們警方無權干涉外交事務，故不能提供任何協助。兩人遂到外交部碰運氣，但因當天是周日，外交部的職員草草敷衍兩人了事。

 

兩人於是分頭行事，白文信親到清使館查個究竟（使館職員當然否認），康德黎則去找私家偵探調查此事。因是星期日的關係，康找不到私家偵探，只好留下字條離開。康德黎焦急如焚，心血來潮下走到倫敦《時報》（The Times）報社，將此事的來龍去脈告訴記者，希望藉着輿論壓力迫使清使館放人。

 

帶着疲乏的身軀，康德黎駕車回家，途經清使館，見到他聘請的私家偵探，於是吩咐他守着清使館門口，以防孫文給人秘密押離使館回國，到時將前功盡廢。到康德黎準備上床休息之時，已是凌晨二時！第二天，康德黎閱讀早報，出乎意料之外，《時報》竟然沒有報道此事。

 

 

後來另一份報章《地球報》（The Globe）的記者得悉此事，便上門找康德黎做訪問。《地球報》隨即於翌日刊登這則新聞，之後，各大傳媒均爭相採訪。本來門堪羅雀的砵蘭坊清使館頓時變得門庭若市，擠得水洩不通。清使館二等參贊馬格里爵士首先否認此事，後來又改口指稱孫文乃自行步入使館，又說使館屬滿洲人地方，絕不容外國勢力干預內政。

 

英國外交部梳士巴利侯（Lord Salisbury）去信滿洲使館要求放人，他還於10月22日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但最終未能獲法院通過。

 

雖無人身保護令，但傳媒的威力加上梳士巴利候的介入，至此，孫文性命已無大礙。

 

 

 

從前，英國的醫學院是分開教學和臨床實習的，如牛津劍橋的醫學院，醫學生在大學時只學習理論，而沒有任何臨床實習的機會；到他們畢業後，才會到倫敦或其他地方的醫院做臨床工作。而查靈十字醫院便是首家集醫院和醫學院於一身的教學醫院，其宗旨是同時兼顧教學、臨床醫學和科學研究三方面，讓學生能在實戰中汲取經驗，而不是紙上談兵。

 

1840年間，正值大英帝國急速拓展海外殖民地，故此需要大量高素質的醫生為大英帝國服務，查靈十字醫院恰巧在這個時候出現。1870至1880年間，查靈十字醫院已成為倫敦首屈一指的教學醫院。康德黎正好在這段黃金時間在查靈十字醫院執教和行醫，故他對教學醫院這個概念非常熟悉。而全新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也是跟隨查靈十字醫院這個教學醫院的模式運作。

 

（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三之二．待續）

 

原文刊於《信報》，文章與圖片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