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
我沒有向校長或科主任張清湘老師（綽號「峨嵋張」，源於他在校刊上發表了一首關於峨嵋山的詩）提及上述教學方法，但相信他們是知道的。校長主張無為而治，身體力行，其程度之深遠在我看來已到了臨界點。張老師的處世態度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把水攪混了。這樣，既然沒有人提出異議，我就當他們默許了，以後就心安理得地「照辦煮碗」，繼續做下去。我很慶幸，能夠自由發揮、不受拘束地施教。這大概是以校友身份當教師的一個好處吧！
經過兩年的實踐，我強烈地感到，這嘗試是成功的，如果稍加修訂，應該可以在較大範圍內試行。為此，1963年秋季開課後，我先後向兆傑和張德昌老師提出我的想法，他們都認為可行，於是決定聯名向科主任提交一份建議書，並由兆傑和我一起去跟他商議此事及知會校長。張清湘老師沒有表示反對，但態度猶豫，我於是建議召開一次科務會議，討論有關問題。
第一次會議在11月初舉行。會議席上，我首先指出現在香港的中學，特別是本校，在中文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並提出一些或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的建議包括：（一）不把範文教學視為中文教學的全部；（二）讓教師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有限度地增刪範文；（三）增加淺易語文邏輯和閱讀理解教學；（四）增加課外閱讀。會議沒有結果，但氣氛還算不錯。
創新建議 不獲支持
第二次會議的氣氛比較差，主要是有一位只擔任兩三節翻譯課的同事在冷言冷語，並且不時扯開話題。校長知道了，便建議第三次會議在他的住所進行。當晚，他跟我們吃過便飯後，就躲到樓上去了，讓我們在客廳開會。這次的氣氛更差，舌劍唇槍，你來我往，最後竟拍起枱來。上次冷言冷語的同事，今次不斷起身開窗、關窗，一時說冷、一時說焗，極盡分散與會者注意力之能事。
之後數天，不知如何，張清湘老師又分別跟張德昌老師、兆傑和我吵將起來。11月底，清湘老師約我周末到旺角彌敦道五月花酒樓吃早茶。他從自己的家庭責任講起，勸我不要再搞下去，擔心改革不容於政府，進而影響到我們的職業。他又說，有同事告訴他，我是有背景的，着他小心。造謠者是誰？是否真有其人？他沒有講，我也不便問，相信他不會信口開河。事已至此，惟有不了了之。但此事令我心萌去意。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郭校長那「無為而治」的作風不走得那麼遠，而在關鍵時刻比較積極地介入，或向兆傑和我叫停，或向中文科的教師派「定心丸」，表示全力支持改革，並負起全部責任，事情的發展可能大不相同。如果他叫停，我們不會不停；如果他要前進，個別教師哪敢不從？這樣，情況也許不會鬧得那麼僵吧？
其實，教育署只要求學校按照會考課程施教。在非會考課程的文件上，它寫得很清楚，這只是建議而已。在這些領域上，學校是可以自由發揮的。有意思的是，約20年後，教育署發出新的課程指引，中文科的改革方向跟我們當年提出的竟然大同小異。可能原因：主其事者是蘇輝祖，他跟兆傑和我都是汪文恂老師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