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大任教期間，特別是八十年代，那時社會氣氛活潑，我又大力推動課外活動，所以經常應邀往學校演講，內容大多與課外活動、公民教育和民主意識等課題有關。最常講演的課題包括：課外活動的教育意義、課外活動的組織方法、課外活動與公民教育的關係、成立學生會的問題和民主意識的培養等。
方永祥是大學同年同學，唸中文，先在循道任教，後獲委為華英的首任校長。七十年代我任明原堂舍監時，他的住所離我家不遠，常來聊天，很熟落。我們的話題多落在學校的政策和管理上。就我所知，華英是香港第一所建立多個由教師組成的委員會協助管理校務的學校。這制度到八十年代就很普遍了。
80年代跟學生討論民主問題
1981年11月6日，永祥約我到他學校，跟學生討論民主問題。聚會地點是禮堂，出席學生人數約100。我臨場決定用活動代替講話。我先向他們介紹一個遊戲：一、在黑板上繪一正三角形：頂部設一個圓圈；底部一排五個圓圈；頂部與底部之間再設三排圓圈，分別是兩個、三個和四個；二、講述遊戲方法：甲、乙兩方輪流出手，在圖上沿直線（橫斜皆可）刪掉相連圓圈，數目不限；三、勝負：刪除最後一個圓圈者負。
他們清楚明白之後，我把他們分成 A、B、C 三組，每組八隊，每隊四至五人，每組以不同的方式各自捉對廝殺：A 組用的是獨裁方式、B 組民主方式、C 組放任方式。獨裁方式是一個人代表全隊出賽（獨裁者可以產自任何方式），其餘三、四人只能旁觀，不可置喙。民主領袖是選出來的，他所有決策都必須得到多數隊員的同意，所以他每次都先諮詢、後出手。放任制度下沒有領袖，任何人想做就做，因此比賽時經常出現搶着出手的情況。我請他們自製遊戲圖，然後進行大約十分鐘的比賽，場數不限。
比賽結束後，點算一下結果：獨裁組完成的場數平均約10次（各隊之間的差異很大）、民主組約5次（差異很少）、放任組15次以上（差異中等）。我跟着請每組各派一個代表出來跟我對話，答覆一些問題和談談個人感受。這過程重複了兩次，換言之，有九位同學發表了意見。
獨裁組的同學分兩類：一類是獨裁者，一類是平民。跟我對話的三人之中有兩個獨裁者和一個平民：一個獨裁者覺得大權在握，「很過癮」；另一個獨裁者覺得責任重大，心情緊張，有點恐懼；平民無所事事，覺得很悶，有很大的疏離感。民主組的同學也分兩類：一類是領袖，一類是平民。三人之中有一個領袖和兩個平民：這個領袖很投入，也覺得自己責任重大，但沒有「很過癮」或恐懼的感覺，只是在隊員爭論不休的時候，會有點不知所措和感到無奈；兩個隊員都覺得「好玩」，都玩得很投入，但其中一位表示曾經遇到頗不愉快的情況，起因是有兩位隊員堅持己見，互不相讓，而領袖又無法擺平局面。放任組的同學全部是平民。三人之中兩人經常搶着出手，一個常常搶到、一個多數搶不到；前者感到開心，後者覺得沒趣；另一個抱着閒雲野鶴的心態，做個與世無爭的旁觀者，置身事外，冷眼察看，自得其樂。
在兩個極端中擇其善而從之
訪問完這幾位同學之後，跟着讓其他同學發表意見，最後由我作一簡單總結。我說：獨裁、民主和放任（可用其他稱謂，例如無為或無政府）都是一種社會制度。我們一起生活，形成社會，就要有制度。社會不同，制度也就不一樣。自然條件的差異，加上歷史發展的分別，每個地區的環境都不一樣，都有其獨特性，所以不應強求每一個社會都用同一種制度。
在原始社會，民智未開，讓有能者用獨裁的方式率領眾人，應是適當的。只有在一個「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社會，每個人都是完人時，放任制度才可以實行。這是一個最完美、最理想的社會，但到目前為止，它只是「烏托邦」，是一個幻想中的社會。同理，比放任社會現實少許的共產社會也是烏托邦，因為社會的物資仍然有限、人類上的本性依舊貪婪。因此，我們只可以在兩個極端中擇其善者而從之。但民主制度也是多元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制度，因此，有些地方行的可能是有獨裁傾向的民主制度，而另一些地方採取的或許是比較放任的民主制度。我們不應不分青紅皂白地說，我們的制度最好，你們的很差。
總括來說，獨裁社會遇到好的領袖，效率會比較高，但可能出大錯，而且人民不開心；民主社會效率比較低，但很少出大錯，人民的心情也比較舒暢；放任社會容易出現混亂和弱肉強食的狀況，但個人有很大的自由，可以無拘無束地做自己的事。你自己選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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