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黎一個決定為中國帶來變革

皇后大道是港英政府於1841至42年間以移山填海的方法建成的人工大馬路，對開便是維多利亞港。當時的皇后大道非常繁榮，大道兩旁盡是二、三層高的商店，有中式的白牆青瓦，二樓粵派騎樓之上，有簷篷遮蔭擋雨，中式店舖之間，不時夾雜維多利亞式的建築，精緻的雕花圓柱，圓拱迴廊延伸開去的二樓陽台，每個細節皆流露着英式典雅高貴的氣派。白文信爵士（Sir Patrick Manson, 1844-1922）1883 年來到香港，並在這裏開設診所。

從皇后大道轉入威靈頓街一路向上走，便會見到鴨巴甸街。那裏雖然比皇后大道窄，但民居商店同樣林立，主婦在街上洗滌衣服，有三五老人坐在屋簷下閒聊，中間穿插着追逐的小孩，不時飄來陣陣炒菜幽香，筷子敲打瓷碗獨特的聲音，對洋人來說更是新奇無比。

白文信開設診所不久，便與何啟爵士一起籌辦雅麗氏利濟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它位於鴨巴甸街與荷里活道交界。白爵士處事認真，事必躬身，既要主理診所，又要兼顧醫院事務，公務繁忙下，打算聘請助手，助他管理診所日常事務，並為日後回英作好準備；白文信於是致函英國友人莊明寶醫生（Dr. John Mitchell Bruce），希望他能夠覓得一位有心的賢醫，條件為匿名招聘，也不公開工作地點和白文信之名。

康德黎（Sir James Cantlie 1851-1926）生於蘇格蘭鴨巴甸班芙郡（Banffshire, Aberdeen, Scotland），15歲（1866 年）以優異成績考入鴨巴甸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修讀文科。

他藍眼棕髮，方面大耳，臉頰滿布雀班；個子不算高大的他，身材健碩，橫肩闊胸，總予人好動和充滿活力的感覺，加上他為人和善熱心，甫入大學不久便交上很多朋友，其中一位較友好的是比他年長數年的醫科學長莊明寶。

受到學長的影響，康德黎畢業後繼續攻讀醫科，1873 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鴨巴甸大學醫學院。完成醫科學位後，他往倫敦找學長莊明寶；剛走進莊明寶入住的旅館後，莊便熱情款待並恭賀康德黎：「查靈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已決定聘請汝為解剖示範員（demonstrator of anatomy）！」

1877 年，康德黎考獲外科院士資格並擢升為駐院助理外科醫生。

1883年，埃及亞歷山大港爆發大型霍亂（Cholera epidemic），當時只有32歲的康德黎雖然剛與龐美寶（Mabel Barclay Brown, 1860-1921, 即日後的康太太）訂婚，但他憑着無私的心和無比的勇氣，自告奮勇前往疫區參與救援；龐美寶非但沒有阻止未婚夫，反而全力支持和鼓勵他，還囑咐他一定要完成任務，然後平安返英。

是次公幹，年輕的康德黎有幸認識到微生物學界的翹楚鍾麥基爵士（Sir Thomas Jones Mackie），他還第一次接觸到熱帶傳染病，以及踏足遠東的國度。經歷是次旅程，康德黎已給神秘的東方深深吸引；1887 年，他作出畢生最重要的決定，而這決定，也大大改變了中國的未來，令她也走上改革之路。

長期參與急救工作、接觸貧苦大眾的康德黎，發現倫敦人的體格普遍較差，於是開始發掘箇中原因。他得出的結論是，環境污染、衞生惡劣、空氣污濁均有損健康。1885 年，康德黎在倫敦柏斯衞生博物館（Parkes Museum of Hygiene） 公開演說，題為〈墮落的倫敦〉（Degeneration amongst Londoners）。

雖然時間已證明康德黎是個極有遠見的人，但在當時老一輩的醫生和輿論眼中，這個年輕的蘇格蘭醫生只是杞人憂天，譁眾取寵，後來還招致各方口誅筆伐，最後演變為報章罵戰。

事件雖然沒有影響康德黎晉升為高級外科醫生，但已足夠令年少氣盛、心高氣傲的他萌生去意。1886 年聖誕期間，莊明寶收到白文信來信，盼莊氏能為他尋找賢醫一名，助他管理醫務所。

康德黎一家當時正暫居莊明寶家中，莊明寶問他可有合適人選推薦；康德黎不知那是白文信的委託，經過一番討論後，苦無結論。

最後康德黎說： 「聘者若為香江白文信或埃及鍾麥基，吾欲親赴。余往埃及公幹之時，曾有緣與鍾爵共平霍亂之疫；白君則只聞其名而未嘗與之共事也，但聞其事迹足使余傾慕已久而欲效之犬馬。」莊明寶第二天發電報往香港，白文信則欣然接納。

經過17年努力，康德黎始能晉升至高級外科醫生一職，但千篇一律的倫敦生活，未能令康德黎提起勁來；他內心一直醞釀強烈的冒險慾望，年輕時前往埃及的經歷，使他覺得遠東之地乃冒險不二之選。在命運和緣分的驅使下，他於1887 年初夏乘火輪船離開倫敦，前往生命的下一站——到香港行醫。

1887 年的仲夏，康德黎終於抵達香港。澄明清澈的海水，倒映着蔚藍的晴天，盪漾的碧水，閃耀着奪目的金光，遠眺前方薄霧籠罩的海岸線，驟見矇矓的山巒起伏，比起濃霧深鎖的蘇格蘭山頭，香港洋溢着神秘的東方色彩，實在別有一番風味。

清末的香港始見繁象，在維多利亞港停泊了舢舨和歐洲商船，又不時見到香港舊式雙帆帆船駛過，蒸氣小輪穿越港澳廣州，整片海港好不繁盛。雖然香港的盛夏比歐洲炎熱得多，但百多年前的香港沒有參天高樓的阻隔，故岸邊不時吹來透心涼的海風；和風沾衣，鹹香盈腔，7 月之時更經常下雨，雨水洗滌過後的香港更見清澈涼快。

白文信為人嚴肅認真，不苟言笑，但威嚴背後卻是外冷內熱，和善而且毫無架子。康德黎為人幽默灰諧，平易近人，待人熱心友善，常常為大家帶來輕鬆歡樂的氣氛。兩人一冷一熱，亦師亦友，成為好拍檔。康德黎初到港時，生活雖不富裕，但每天過得非常充實。

就傳染病而言，年輕的康德黎乃門外漢一名，這一科在當時仍未完全成熟，也沒有什麼熱帶醫學教科書（一直到1898 年才有第一本熱帶醫學教科書——Tropical Diseases: A Manual of the diseases of Warm Climates，作者正是白文信），故此康德黎的熱帶醫學和傳染病知識，差不多全部來自白文信和病人身上。在白文信指導之下，康德黎對傳染病有更深厚的認識；而他在外科手術方面的專長又替白文信處理很多外科病人，大大的減輕了白文信的工作量，使他有更多時間處理醫院和籌辦西醫書院的工作。

康德黎一家到港後住在山頂，在未有纜車之前，一般的洋人大班皆以轎（山兜）代步，但好動的康德黎卻喜歡步行上山落山，沿途也會探望他的病人。到康德黎逐漸掌握熱帶醫學之後，便在家中另闢一隅作實驗室，下班後，帶同標本回家做細菌培植；康太太則為丈夫預備種菌用的培養液，以及處理培養出來的細菌。在白文信和康德黎的薰陶下，康太太成為一位熱心的「細菌獵人」。

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皆活在貧窮和疾病之中，擠迫的居住環境，加上惡劣的衞生令腸熱病（Enteric fever）、痢疾（dysentery）和肺癆病非常流行；潮濕溫暖的天氣，有利蟲媒播病，如瘧疾、登革熱、黃熱病和黑死病（鼠疫）等。

基於文化差異和愚昧迷信，一般華人多不接受西方醫學。無論港英政府怎樣努力，基督教傳教士怎樣游說，華人每當生病，只會找中醫；就算明知生命快要完結之時，也寧願在家等死，也不願到西醫院看病；港英政府最後也得順應華人意願，於1872 年在上環普仁街興建第一所中醫院東華醫院。

此舉雖然讓更多的貧苦華人得到中醫治療，但華人如果繼續不信任西方科學和醫學，整體社會的衞生和健康根本無法進步。如何釋除華人的疑慮和打破隔膜？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楊威廉醫生（Dr. William Yong ）先在太平山下開設專為華人服務的那打素門診和藥房（Nethersole Dispensary）。

出乎意料之外，這家門診很受中國人歡迎，於是到了1884 年，傳道會決定興建一所全新的西醫院。當時的何啟爵士從英國回港不久，其妻雅麗氏不幸因傷寒逝世，為紀念亡妻，雅麗氏利濟醫院於1887 年2 月正式落成啟用，成為第一所專為華人服務的西醫院。

雅麗氏利濟醫院成立後極受香港華人歡迎，求醫者眾，故院內極為擠迫，所以後來先與那打素醫院合併，之後再與何妙齡醫院合併，成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其後由港島西區遷往東區，成為今天的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不過，西洋醫學若要更為普及、要更廣受華人市民接納，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培訓華人西醫！

（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三之一．待續）

原文刊於《信報》，文章與圖片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