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末，某次香港政策研究所（Hong Kong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董事會中，討論到如何加強研究所的 momentum （能量）。我建議邀請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前來出席研究所的周年慶祝會並做專題演講。
香港政策研究所由葉國華先生在1997前發起成立，邀請我和張炳良教授、羅文鈺教授、羅祥國教授、戴希立校長、鍾偉雄律師等為創辦董事，以「涵蓋香港的多元層面」。
董事對「可操作性」提出疑問。當時，研究所與李光耀先生未有任何淵源。我深具信心的作出解釋。認為以研究所當時的「起手式」與知名度，以及主席葉國華先生做為香港特首特別顧問身份的 profile，經過一個 proper encounter（適當的接觸），應該可以水到渠成。
分別曾與中台領導人會面
提出這個建議是緣於我對李光耀先生由來已久的欣賞。從中學時代收集第一套新加坡建國的紀念郵票開始，我就對這位「亞洲傳奇政治領袖」充滿了好奇。一個曾在日本人槍口餘生，而後成為總理的人物，其生命歷程當然引人入勝。雖然彼此的政治理念未必相同，但他有關政治經濟社會的言論成為我大學時必看之「課外讀物」。
「反對是最好的政爭利器」，在長達31年的執政生涯中，李光耀當然不乏政敵。但他永遠是政敵口中「可敬的對手」。他的成就並不局限於新加坡本土的發展以及其「平衡外交」的成功。1993年促成第一次「辜汪會談」也使得他在兩岸事務上建立了不朽的豐碑。
新加坡於1970年代末放棄了文革期間的對華敵對政策，開始與大陸交往。1976年，李光耀首次登陸，和毛澤東做過歷史性的會談。隨後，他又多次訪問鄧小平及其他中共領導人。創造了與中共五代領導人結交的難以打破紀錄。
1992年兩岸在香港世貿中心會談建立共識後，台灣一直試圖找尋適當的地方進行第一次「辜汪會談」。台灣非常了解李光耀對兩岸事務的熟稔及熱心。在李登輝的首肯之下，經當時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奔走多次，終於促成了「辜汪會談」。
千萬不要認為這是很容易的事。
李登輝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提及「在1994年時，台灣曾有構想由兩岸及新加坡合資成立船務公司……，並希望公司在新加坡註冊，以避免兩岸在主權上爭議」。然而在當年9月李光耀訪台時，除了表達新加坡想當老闆外，更強調台灣不應該依靠美國保護。李光耀的直率導致雙李開始交惡。
「辜汪會談」成了廣陵絕響。1998年的辜汪非正式見面，被各界定位為「辜汪會晤」。1999年7月19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更讓兩岸關係跌入谷底。一直到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贏得大選，國民黨重新執政方始有所改觀。
批評彭定康政改方案
終於，1999年10月25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舉行香港政策研究所成立四周年慶祝晚宴，李光耀先生以嘉賓身份擔任專題演講，主題為”Hong Kong in transit”（轉型中的香港）。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香港機場管理局主席馮國經博士主持。
李光耀的演講主要回顧了相較當時與他在1992年12月在香港大學80周年慶致辭時之差異。彼時演講主持人為身兼港大校監的港督彭定康。李當着彭的面直言不諱的批評其政改方案，成為香港近代史上的「經典」。兩次演講隔着1997年的歷史性界線，當然有很精彩的發揮。他獨特的幽默及機鋒讓掌聲和笑聲連接不斷。
無論在台上或者台下，李光耀給我的印象都是溫和的謙謙君子，如論語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篇）。很多人說他是一個英國式的紳士，但在我的眼中，他毋寧更似一個傳統中華文化薰陶出來的政治人物典型。我有一次在演講中提及，他是一個講「帶有劍橋腔」英語的儒者，贏得大家共鳴。
我注意到李光耀在香港有四次成功的公開演講。除了上述兩次外，1970年他在獲頒港大榮譽博士時提出新港「雙城記」，因為兩者具有共同優勢──西方文明影響，又有傳統社會價值觀。另外是2000年在中文大學獲頒榮譽博士時致辭，場外示威聲浪不斷。當時他對香港未來做了很多預測，幸或不幸，現在都成了事實。
這位「世界上罕見的領袖」（《天下》雜誌用語）已於3月23日辭世，他的精彩傳奇則永留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