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老師——熱帶醫學之父白文信

中國南方獨特的環境和貧苦的華人為白文信提供一個寶貴的學習和科學研究的機會；同樣，白文信也為華人社會貢獻他的大半生。除了醫治病人，白文信還建立了香港第一所正規的西醫醫院、第一所西醫書院和西醫學會。

 

香江七載，建院辦學築牧場師徒情深，義助逸仙成大業

 

1883 年，白文信舉家遷港，在皇后大道開設一家私家診所。白文信每天工作最少10至12小時，非常勤力，診所亦非常受一眾歐美商旅和高等華人歡迎。何啟爵士為紀念亡妻雅麗氏，決定捐款興建一所正規的西醫院；何啟爵士連同倫敦傳導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並得到庇理羅士（Emmanual Raphael Belilios，猶太裔富商，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創辦人）捐助，在荷理活道開設雅麗氏利濟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

 

何啟爵士本是西醫，與白文信同樣在鴨巴甸大學習醫，他邀請白文信一起開辦雅麗氏利濟醫院。康得黎（Sir James Cantlie）1887 年到港後，也加入雅麗氏利濟醫院，幫助白文信為貧病交纏的香港華人提供西醫服務，雅麗氏利濟醫院其後更成為香港華人西醫書院（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即香港大學的前身）的教學醫院。

 

1887 年10 月1 日，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正式成立，開學禮假香港大會堂舉行。首任院長（教務長）白文信於典禮上的演辭強調，西醫書院的宗旨乃去愚昧、破迷信、棄守舊、除封建；以西洋醫學治百病，以真心誠意助科研。白文信非常着重正確的教育理念、個人品德和醫德。他曾說： 「仁義禮智，真誠謙卑，乃仁人君子之本也。縱有超凡醫術猶有不及也。」

 

 

英治時代的香港脫離腐敗封建的滿清政府統治，令香港華人得以重新認識世界，走向國際的大舞台。港英政府也為年輕華人提供優質教育、良好醫療、自由思想發展的空間；國父孫中山先生正是第一批畢業於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年輕人。

 

白文信廣邀賢達，與康得黎和一眾無私的英國醫生培養年輕華人西醫。當時的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習醫，後來因為得知在香港有一所以英語教學的西醫書院，於是便回港習醫；他曾說：「余在廣州習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方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在各方博學鴻儒傾囊相授、無私的教導之下，孫中山先生不但習得上乘西洋醫術，更在此時聯絡各方志同道合之士，為日後反清大業做好準備。孫中山先生在習醫時期創立元亨會，與陳少白、尤烈、楊鶴齡等人共謀反清，並常以雅麗氏利濟醫院二樓作為革命會議的秘密基地。

 

 

孫中山先生曾說： 「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我於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則散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宏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深刻之印象。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相反。」1923 年春，香港大學學生會邀請孫中山先生到香港大學大禮堂作公開講學（即今天的陸佑堂），凡400餘人出席，孫中山先生先身穿馬褂氈帽，以英語演說，演詞開首即道： 「我有如遊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也……。從前人人問我，你的革命思想從何而來？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正乃香港而來。」

 

 

談到白文信對香港醫學界的貢獻，除了創辦香港第一所西醫院和醫學院外，他更於1886 年創辦香港醫學會。醫學會常於雅麗氏利濟醫院舉行會議，與會的白文信在醫學會創會演講中提到： 「今之醫師鮮有習得熱帶醫學者，傷寒痢疾莫辨，常以金雞納霜（Quinine）治非瘧疾者，實乃暴殄天物也。得知熱帶肝病之療法卻無廣傳之渠道。而今成立之醫學會，足以供各方醫者互通消息，嶄新醫學之發現能共享之。」繁忙的教學生涯並未阻礙白文信行醫，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剛成立不久，白文信便應邀為大清重臣李鴻章治病。李鴻章患有舌疾，醫生最初診斷為舌癌，故急召香港名醫白文信北上為其治病。1887 年11 月，身患痛風症的白文信，由旁人攙扶上船，抵達天津為李鴻章診症；經檢查後，即斷定為舌底陷膿。

 

白文信以純熟的外科手術為李鴻章放膿，手術後李鴻章迅速痊癒，並對白文信精湛的醫術大為折服。在1889 年至1901 年間，李鴻章成為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捐助者。香港大學於1911 年成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亦在這個時候正式成為香港大學的一部分。

 

 

清末時期的香港並不富裕，市民生活困苦，三餐不繼，營養不足，就連駐港英軍亦好不到哪裏，英軍軍團每年的死亡率介乎3%到13.6%，多數死於傳染病。白文信力推改善公共衞生和預防疾病的措施，務求令香港的居住環境更為理想；他又在薄扶林創立牛奶公司，為孕婦、小童和華籍病人提供廉價、安全而衞生的新鮮牛奶。

 

當年首批亞爾郡乳牛（Ayrshire cows）從蘇格蘭鴨巴甸運抵香港， 連草也是從昆士蘭進口的大黍（Guinea-grass）；當時在薄扶林香港大學附近的山頭種滿大黍，任由乳牛在山上自由覓食。

 

人體免疫系統需有充足的營養才可以正常運作，大量研究也指出營養不良者患上傳染病的機會較高；白文信此舉則間接減少了傳染病蔓延。

 

 

1889 年，白文信離港返英，而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院長一職則由康得黎擔任。白文信回到倫敦執業，在安妮皇后街（Queen Anne Street）地舖開設私家診所，樓上則闢作化驗室。同年，他考獲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資格（Membership of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在無畏海員醫院（Dreadnought, Seamen’s Hospital）擔任內科醫生達六年之久。

 

他對熱帶醫學和傳染病科有着強烈的見解。有一次他在倫敦聖佐治醫院（St. George Hospital of London ）演講時說道： 「敝國之醫者雖習上乘之醫術，卻不足以到遠東行醫。余久居熱帶之地，親歷其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知困然後能自強也。吾雖返國數餘年，仍常正他人之誤。」其後他又在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發表批評醫學教育的文章；正是直言惹禍，此言一出，隨即引來眾儕輩的反感。

 

 

白文信因此事而辭任無畏海員醫院醫生一職，熱帶醫學仍然未受重視，白文信於是與他的親密戰友康得黎合作，以他們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加深英國人對此專科的認識，更使他們知道熱帶疾病有機會從殖民地傳回英國。大英政府和英國醫學界因而逐漸發覺熱帶病學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白文信在1899年創立倫敦大學衞生和熱帶醫學學院（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1901 年，他又前往利物浦艾伯特海員醫院（Albert Dock Seamen hospital）任教熱帶醫學和傳染病學。白文信年屆55歲時，每周均須穿梭倫敦和利物浦兩至三次，每次也須花上三小時車程，雖然奔波勞碌，他也在所不辭，只因白文信有一信念──怎樣才能教出優秀的醫生。

 

白文信堪稱「熱帶醫學之父」，他的「蟲媒播病論」有助解構多種熱帶傳染病，實是現代醫學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昆蟲病媒控制乃現代全球性傳染病控制計劃的基礎，蟲媒一滅，則疫症驟減（如殲滅瘧疾、淋巴絲蟲和麥地那龍絲蟲病等，均以滅蚊減蟲為控病的根基；如2000年時，世界衞生組織推行全球性的大型殲滅淋巴絲蟲病﹝象皮病﹞，則以滅蚊為主要的控制措施）；約20%的傳染病均由蟲媒傳播，而滅蟲媒則可用生化武器攻之。

 

以控制瘧疾為例，去除積水以減少瘧蚊繁殖的環境，用滅蟲劑撲殺瘧蚊成蟲和幼蟲，蚊帳驅蟲劑則可減少「蚊人接觸」；而較新的方法尚在研究階段，例如減少瘧蚊對驅蟲劑的抗藥性，用細菌（Wolbachia ）控制瘧蚊的生態環境，用真菌感染瘧蚊藉以殺之，以及用基因改造蚊使野生瘧蚊失去繁殖能力。至於白文信對血吸蟲的研究，則有助日後的研究人員發現它的淡水蝸牛宿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有過大型的防治控制血吸蟲計劃，初期的主要策略為消滅螺螄（淡水螺）: 「斷病源，管好糞；牛圈養，廁衞生；搞防護，要認真；染疫水，不可碰；滅釘螺，誓不停。」健康教育（勿吃生蟹）和杜蟲藥大大減少肺吸蟲的感染。如無前人的努力，上述一切根本不可能發生。

 

到今天，我們依然能夠受惠於白文信百多年前努力的成果，因為他踏出第一步，後人才可以遵從他的足迹繼續研究下去。蟲媒除了傳播寄生蟲之外，也可以傳播病毒，如登革熱（Dengue）、黃熱病（Yellow Fever），以及屈公病（Chikungunya）。蟲媒所引起的傳染病很多時會受氣候影響，近年全球氣候改變，使到很多蟲媒引起的疾病由熱帶伸延開去，擴展到很多其他地方。如何治療？白文信創始之功，堪以為鑑。

 

筆者在此懇請香港大學一眾師生時刻謹遵先賢白文信教育辦學、治人治國的信念： 「追尋科學之真理，不患不知患不見。顯微鏡雖精奇細密，唯用心觀之者方能明其理。勿以己惡之事而視作不見，乎真相往往此中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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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貢獻

原文刊於《信報》，文章與圖片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