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示威浪潮，不經不覺已經持續了超過兩個月，絕大部份愛香港的市民，每天看到連綿不斷的警民衝突新聞，內心都會焦慮不安。市民不停瀏覽手機新聞，除了希望掌握局勢最新的發展外，其實都是徬徨無助，希望對香港該往何處走，有多一點的指引。最悲哀的，似乎是自己的命運不是完全自己可以控制。30多年前香港市民在中英會談時的徬徨無助，身處一個自己不能控制的光景，再一次重現香港。傳媒剛報道了學術機構進行的最新民意調查，市民對特首的支持度，已經跌破20%。另一項探討參與示威遊行的原因，除了是「初心」──反對《逃犯條例》外，抗議警察執法不公，已經變成了驅使他們走出來的主因。作為歷史學者，最關心亦唯一可做的，是借鑒過往的經驗，嘗試提走出困局的可行方法。當然歷史不會完全重演，而前人的智慧，究竟能否幫助當前的香港，則要看社會，更重要是領導人的一念之差及他們的器量。
50年前是殖民的「港英政府」，50年後是「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理論上前者只會為宗主國的主子服務，只會照顧祖家的利益；後者作為高度自治的政府，除了向北京的中央政府問責外，更會充分照顧港人的利益。因此，他們處理反政府示威的手法，理論上應該大有分別，但令人驚訝的是，如果我們細心比較兩場風波，原來政府的反應及政策的取態，有出奇地相似的地方！但50年前在英殖民地香港的作法，套用到50年後中國香港特區的社會，究竟能否取得相同的結果？
「大台」與「無核」
香港有人將2019的這場風波，描繪成「逆權運動」，（內地官方則說成極端分子「別有用心」，破壞一國兩制的暴亂行為），無論是什麼的表述，都似乎和50年前的「六七暴動」（動亂，風暴）有些相似。當時港英政府的處理，其實亦曾引來不少爭議，但最終卻能成功回復社會秩序，甚至意外地為警隊賺得市民的稱譽，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守護者」（Guardian of Hong Kong）。1968年香港警隊獲授予「皇家」稱號，以表揚其平亂的功勞，弔詭的是，這個「魔鬼變天使」的神話卻在不到十年間迅速地被打破。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拘捕及檢控大批貪腐的警員，及後更引發1977年的「警廉衝突」。
比較兩次浪潮，有幾項相似及差異。 1967年的維持大約半年的全城騷動，官方把整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示威抗議浪潮，罷工罷市，最後為城市恐怖主義的炸彈浪潮。無論在那一階段，背後都有統一指揮，協調群眾的行動。相對於2019年的浪潮，這次卻似乎沒有明顯的領導，官方不斷說有「外部勢力」作為「幕後黑手」，但連那些傳統泛民的議員，嘗試在前線勸導激動的示威者，也經常無功而回，可以說根本沒有什麼「大台」。也正因如此，觀乎整個過程的演變，充滿不確定。回看1967年的騷亂，各階段的演變，直至最後靜悄悄的落幕，基本上都和背後的「總指揮」的取態轉變有關。
「社會穩定」與「道德感召」
從警政角度分析。英殖政府吸取了1956年暴動的教訓，銳意加強防暴的訓練，令警隊防暴力量迅速增強。殖民政府更注意到英人長官領導下的華人警隊，可會在民族主義及「反帝反殖」的號召下，可能出現效忠及團結問題。政府一方面提供厚祿，加班補貼，加強警察宿舍的保安，甚至提供食材給宿舍內的住戶，甚至爭取社會上大商家對警隊的公開支持。政府亦成立一專責小組，協調各部門的工作及發動宣傳戰，強調平亂及恢復社會秩序的重要，務求爭取市民對政府防暴工作的支持。事實上在勞資紏紛爆發之初，確實有不少市民同情被欺壓的工人。及後發展至罷工及炸彈浪潮後，市民的生活受到影響，民意漸漸扭轉過來，穩定及秩序的務實訴求壓倒了民族鬥爭的呼籲。當年「穩定及飯碗」相比「反帝反殖」的號召，明顯更能吸引當時市民的支持。雖然當年沒有科學化的學術民調，但政府的判研是：除了少數本地原居民外，大多數的港人其實都是從中國大陸而來的政治及經濟「難民」，悲慘及流離失所的經歷，令他們相對務實，對生存及秩序的渴求，遠高其他崇高的政治理想。他們漸漸失去耐性，甚至把他們的期望及支持轉向強調希望香港穩定的政府。
參考不少學術民調，50年後的香港特區市民，在社會運動的取態，仍然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佔絕大多數，但對於政府管治，則愈來多接受一些管治理性的價值，如「公平」，「公正」及「公開」等，相對於「飯碗」，這些都是比較「形於上」的意識，他們對示威者的這些訴求，可會抱着條件性的支持及同情，在8月中發表的最新民意調查，香港市民普遍反對暴力抗爭，但同時又有不少人表示，對當前示威者的「野貓式」對抗警察的手法，以至因參與示威活動涉嫌違法被拘捕的市民，表示同情，甚至不接受警隊採取強硬的，「寧枉毋縱」手段回覆社會秩序的手法。這個否定「和理非」、但又同情示威者；希望回覆社會秩序，但又否定警方使用「非常手法」的取態，其實充滿矛盾，亦在過去的20多年中比較罕見。
網絡世代，電子傳媒的蓬勃，可解釋這個現象的出現。網媒也好、傳統媒體也好，他們的網上即時現場直播，使政府官員的每句說話，面部表情，以及警方的行動，都會立即傳至香港，以至全世界的每個角落，直入民心。這和政府及警隊通常「先發後至」，要待訊息處理好，從下而上傳遞到高層判研應對方式，時間差已經令政府的宣傳機器，未能如願引導民情。觀乎過去兩個月官員在記者會上，面對掌握了資訊及市民疑惑的傳媒，提問經常令政府官員手足無措，已可見一斑。20年前沒有4G的年代已經和現在大有不同，何況在50年前依靠電台及實體報章的年代？
「法治與改革並舉」可否重現？
當前市民最關心是怎樣可以把香港回到6月9日前的模樣。有人說自從三個日子後（612，721，811），社會已經不再一樣，市民已經對政府徹底失去信心，無法回頭。官方的口徑則是，只要警隊成功「止暴制亂」後，政策萬事有商量，回到拼經濟為主的方針，社會就不然會回復舊觀。1967年的局面，未必會比當前的香港樂觀，資訊有限，倫敦及港英政府完全不能掌握北京政治運動的發展，對香港政策的走向，只能步步為營。50年後，現在的香港特區，似乎有一點相似。
當年的港英政府，在歷時半年多的風潮中，緊急通過不少公安有關的法例，加大警方的執法權，搜捕示威者並判刑。諷刺的是，這些在現時人權分子眼中的「惡法」，大部分現在仍然生效，如《公安條例》相關的「非法集會」，「非法集結」，甚至是「暴動」等罪，控告被捕人士，都見於2019。但比較容易忽略的一點是，當年的港英政府，在宗主國倫敦的官員籌劃下，其實更有通過外交及政治途徑，嘗試了解北京對港政策的意向。正如港澳辦楊光發言人所說，當今香港已不再是殖民地，當然不需要探知「宗主國」的意向。只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地方政府，怎樣和中央政府有效的溝通，在政策釐定的過程中，充分了解中央的看法，理解本港各持份者的立場，用上政治智慧，找出可行的檔案，似乎是成功的第一步。參考一些學者的分析，當年港英政府，就是大致掌握北京並沒有立即收回香港的打算，亦不希望香港對中國特別的作用消失，政府才定出爭取民心，重點打擊，逐步平亂的策略。
當然這不是提議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在高度自治範疇內的所有政策，唯京是問。但港英1967年的平亂經驗，其實反映出香港作為一國際城市，對外開放，「持份者」眾多，各國人員在此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問題其實非常「政治」。當時發生大規模社會動亂，要徹底解決問題，依靠法律，執法機構以外，需要在上層的政治，甚至外交層面下工夫。香港政府首長、政黨袖，具備足夠的政治的敏感度舆智慧，其實非常重要。
當年的港英政府，徹底看透了警察認受性的危機，深知警隊的認受性不足，警民疏離，警隊形象一直低落。市民在社會紛亂非常時期，對其的支持可算是特定時間與特定條件下的結果。在政府的授意下，新任的警務處長薛畿輔在七十年代初，落實了一連串警務架構的改革，反貪，部門重組，加薪，招募賢能，改善公眾形象等。政府帶出了一連串的社會改革，整個社會大改造，重新出發的藍圖。當然這都是知易行難的，但八十年代起香港社會的現代化與制度化，經濟向好，基本上證實了當年政策的成功。
很多外國學者，都會問及香港當年的改變成功的關鍵為何？而這些成果為什麼不能在其他亞洲地區重覆？這當然和天時地利人和有關，有政治承擔及領袖魅力的領袖，獲得充分賦權，相對低要求的市民，加上合適的手法，都是關鍵。不過綜觀各項因素，與其寄望於個別領導人的能幹，不如寄望建立一個可行及合理的制度，而香港當前的問題，很可能就是和現行運作的制度有明顯的疏漏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