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拉格返港途中，我停留了兩次：開羅四天、孟買八天。航機抵達開羅機場後，等行李之際，我認識了兩名阿拉伯「巴解分子」和一個美國少女，後者是「良知反戰者 （Conscientious Objector）」，名叫 Mary Pettigrew，自稱是遊客。兩名阿拉伯人沒有告訴我他們的姓名，只說去布拉格是為了參加一個會議。根據他們的言行，估計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中層或中上層。他們很熱情，不但替Mary 和我安排酒店，還一直陪伴在身邊，帶我們到處遊覽以及參觀他們設在開羅大學的支部 （總部在耶路撒冷）。
在開羅，我們親近了尼羅河和撒哈拉沙漠，參觀了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和歷史博物館，也騎過駱駝，更看到了一件令我很不舒服的事。一天，我們乘坐的計程車在一條橫街風馳電掣之際突然剎停，因為一個在路邊玩耍的四、五歲男孩走避時跌倒了，司機於是下車察看。我滿以為他會扶起小孩，看看有沒有受傷。不料他左手拖起小孩，二話沒說，右手就一巴掌打在他的小臉上，跟着再從另一方向補上一巴，然後一言不發，開車「走人」。我看傻了。這情景今天還歷歷在目。
訪印度見證貧富懸殊
我去印度，主要是想看看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國度。長久以來，印度的經濟一直執世界牛耳，直到15世紀之後，其地位才給中國取代。另一個原因是我有一位同學在孟買生活。她叫 Mariam Barma，是女拔萃的學生，但大學預科兩年跟幾名同學來我校修地理，後來我們一同入讀港大。他的兄弟也全是校友。她的丈夫是律師，家境富裕，居所的布置和生活的方式都很英國化。
相對來說，在 Poona 教育學院當教授那位朋友的環境便大不相同了。他衣着破爛、腳踏涼鞋、沒有襪子，室內佈置相當簡陋，房子也比較殘舊。請我到他家吃晚飯時，他把所有先人的肖像 （畫或照片）都拿了出來，擺在座位上，我們則席地而坐，用手抓飯菜來吃。經此一役，我才意識到，用手抓飯吃可不是一件易做的事。
在印度，我看到禿鷹在天葬場上盤旋、黃牛在馬路上漫步，當然也注意到階級差異和貧富懸殊的問題。大街小巷，到處都是乞丐：有在橫街窄巷尾隨不捨、苦苦哀求的；也有在熙來攘往的行人路上「告地狀」的；但更多的是在通衢大道的行人路上席地而坐、閉目養神、靜候施主蒞臨的。我嘗跟一個20餘歲、眉清目秀的「告地狀」者搭訕，獲知他是知識分子，擁有兩個碩士學位，先讀社會學、後修經濟學，但一直找不到工作。
圖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