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香港出現繼2003年反對《國安法》草案（《基本法》第23 條）七一遊行後另一場大規模和平遊行示威，抗議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我認為參與2003年七一遊行的示威者普遍自發性較高，市民的訴求與經濟、民生議題息息相關。
猶記得2003年3月初「沙士」（SARS）襲港，4月初全港各區接連出現感染個案，疫情一發不可收拾。香港在「沙士」疫情陰霾籠罩下儼如一個悲情城市，市面百業蕭條，股市、樓價大跌，令民怨沸騰。世界衛生組職在6月23日正式將香港從疫區名單除名，市民遂在7月1日自發走上街頭發泄怨氣，從當日示威人士手持的橫額可見，他們除了抗議港府就《基本法》第23 條立法外，也希望藉機表達林林總總的訴求。
相反，今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的組織性似乎較2003年高，全球各地多個城市近乎同時出現聲援行動，遊行人士的訴求亦明顯較以往集中。
市民深諳警方的科技追蹤手法
美國《財富》雜誌亞洲編輯Clay Chandler近日發表評論文章，引述《南華早報》一篇報道指，觀察到參與6月9日遊行的市民大多深諳警方可能使用的科技追蹤手法，懂得有組織且巧妙地隱藏行蹤。例如在遊行期間，多個港鐵車站的自助售票機出現長長人龍，大批乘客「不約而同」改以現金購買單程車票，而非使用存有個人資料的八達通卡入閘乘車，以免行蹤被掌握。
其次，不少示威者均「有備而來」，紛紛戴上口罩、眼罩和頭盔等裝備，以防警方透過翻查「天眼」鏡頭錄影片段識別他們的身份。
該報道還指不少遊行人士本來使用社交網絡平台Twitter發布遊行當日的影片，後來因為參與遊行的人數眾多，無線網絡訊號不穩定令直播畫面中斷，市民隨即「見招拆招」轉用較為電動和電競玩家熟悉的直播平台Twitch，繼續直播遊行情况，可見香港市民懂得活用科技，即時發布遊行的最新消息。
此外，該篇《南華早報》報道更指不少市民在遊行期間，關掉iPhone 的人臉（Face ID） 和指紋（Touch ID） 解鎖功能， 並使用Telegram、WhatsApp和Signal 等具備端對端加密功能的手機通訊軟件，以免暴露行蹤。不過這些通訊軟件仍存在不少保安漏洞，Telegram創辦人Pavel Durov 日前就指，Telegram 在6 月12 日遭強力的分散式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攻擊，令系統一度癱瘓。另一邊廂，香港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於6月11日，拘捕一名涉嫌「串謀公眾妨擾罪」的Telegram群組管理人，該名男子其後在受訪時表示警方要求他解鎖手機，並匯出群組成員名單及信息內容，令Telegram等手機通訊軟件的用戶私隱保障功能受質疑。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