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音樂劇《流芳濟世》，我第一次聽到恩保德神父的名字。
此劇講述聖方濟的一生，並帶出快樂的真諦。
驀地，想起了多年前看過的一篇文章，寫的正是「恩神父」辦義學的事。
然後，是今年4月，音樂劇《利瑪竇》，將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教的事跡搬上舞台。
利瑪竇於1582年來到澳門，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隨後進入中國，在中國生活了28年，被稱為「泰西儒士」。他曾於紫禁城居住數年，最後死於中國。《利瑪竇》音樂劇，呈現的就是當年他面臨中西文化習俗衝突的危機，四面楚歌，孤獨在東方國度裏，如何穿過漫長的幽暗歲月。
恩保德神父是製作這齣音樂劇的靈魂人物，他與利瑪竇一樣，來自意大利，在香港生活超過60年，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亦熟悉中國文化。
我看的一場，在4月27日。劇終時，工作人員派發麥穗枝，讓觀眾與演員一起揮舞，台上台下互動的場面，教人感動！
然而，最觸動我的，是謝幕時恩神父在台上的分享。
「媽媽不識字，是虔誠教徒，她不反對我做神父，但極之反對我做外方神父，因為做外方神父意味着失去兒子。」神父談到自己的母親。
就在1958年，恩神父坐船去香港的那個早上，「母親站在門口一聲不吭，忽然直直倒在門口，像木頭一樣擋住。我要離開家門，就一定要跨過母親的身體。她在挑戰我，但我還是跨了過去。」跨過母親的身體，意味着與母親的割捨，這需要多大的決心和勇氣！
就因為《利瑪竇》一劇，牽引出這個訪問來。
在端午節前一天的早上，我和攝影師來到觀塘的宜安街，遠遠便見到聖若翰天主堂上的十字架。步進聖若翰天主教小學，沿着樓梯走上5樓，那是恩神父的宿舍。
一邊喝着柚子蜜，我和恩神父開始聊起來。
恩保德神父很健談，話匣子打開，就從他小時候說起……
因為戰爭，我完全沒有童年
「我出世的時候，意大利正準備打仗。」恩保德神父出生於1934年，他坦言戰爭影響他的一生。
「因為戰爭，我完全沒有童年。」戰火紛飛的年代，令他缺乏很多東西，未能像其他兒童一樣，擁有一個正常童年，而且失去上學的機會，所以他一生都反戰，非常痛恨戰爭。
「我很喜歡學語言，但學習需要在某個特定的年齡，錯過了便很難追得上……」他認為母語非常重要，「母語的好處，是inborn的，與生俱來，不是單靠學習而得到的。」
恩神父來到香港後，才開始學習中文。可是，來港多年，他講意大利文，反而沒有中文流利，如果返回意大利，他要花上一兩個月時間的適應期，才可以意大利文做彌撒。
「我很佩服利瑪竇，到中國多年後，仍然不忘意大利文，寫信也是用意大利文，而且寫得很好，其實當時在中國，可以見到的意大利神父並不多。」
「不過，我知道，如果我長時間離開香港，中文便會變得很差，重新再學，會好痛苦。」他笑着說。
他以中文「麵包」為例，學了這個詞，懂得發音，也明白它的意思，但這只是知識而已，但意大利文“pane”（麵包），對他來說，卻大為不同，除了知道它可以吃，內心還會湧出很多感受，帶來無限的聯想。
恩神父生於意大利南部，五、六歲左右，因為戰爭，便搬去中部，在羅馬附近的農村居住。一般住在意大利北部或中部的人，都看不起南方人，飽受歧視的他，童年生活並很不愉快。
「打仗時，好多時候都沒有食物，只能吃黑麵包，既無營養，亦不好吃。」恩神父的母親，卻很有本領，也很有計劃。她會找人幫手耕田，種植小麥，然後磨成麵粉，再自製麵包，供一家大小食用。
對於”mama”這個字，他會聯想起母親在爐邊做麵包，全身大汗，自己在旁邊幫手執柴……甚至看到麵包漲起來的畫面。「媽媽很了不起，好像什麼都懂得做，甚至自製酵母。」說起母親，他一臉神往。媽媽送的項鏈，他一直佩戴着，「7歲時送給我的，我不知道上面是什麼，但對我很珍貴。」
為了躲避戰機轟炸，他們經常要逃到其他地方暫住。偶然回去農場，看看田裏的農作物可有收成。「有一日下午，我們返回農場，竟然發現整間屋不見了，原來給炸彈炸毀了，變成一個大坑洞。父母很有警覺性，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要逃難，遲了一步，就會全部給炸死，粉身碎骨。」家園盡毀的滋味，對於一個小孩子來說，實在不好受。
想當年，小朋友的玩具，不是普通玩具，而是士兵遺留在地上的手槍、炮彈，甚至手榴彈。很多小朋友慘遭炸死，周圍充滿死亡的陰影。
難民生活分分鐘要搬，居無定所。年紀小小，他已渴望到另一個地方生活，體驗另一種文化。大概七歲左右，有一天晚上，他仰望天空，心裏暗想：「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有沒有一個小朋友，正在做着同樣的事，我們將來能否相遇呢？」
我的聖召，就是離開故鄉
童年時，恩神父家裏的農場，自給自足，他們曾經飼養過不少動物，包括雞、兔、牛、羊……
他觀察過一隻小雞的誕生，「雞蛋可以孵雞仔，雞仔先用嘴啄破蛋殼，然後將頸和頭慢慢伸出來……」從生活中學習，知識不是來自課本。
「未離開蛋殼的時候，雞仔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殼中，好安全。直到走出來，可能會被老鼠、貓吃掉，好危險！」如果小雞知道風險，可能就不想走出來。
十四、五歲的時候，他開始思考自身的問題，「我覺得自己跟蛋殼裏的雞仔並無分別，文化就像一個蛋殼，有很多局限和牽制。」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讓他得到啟發。
他渴望離開自己的「蛋殼」，跑到另一個地方去，與其他人相處，追求文化共融。「不過，在什麼時候離開，由不得自己決定，如果未準備好，就無法離去。」利瑪竇離開自己的國家，在中國生活了28年，這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我的聖召就是離開自己的文化，離開故鄉。」恩神父在十七、八歲的時候，進入米蘭的宗座外方傳教會，預備日後到海外傳道，他強調「這是天主的安排」。
「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說，離開故鄉，應該很吸引。」當時歐洲是戰場，很多年青人希望歐洲統一。恩神父不諱言，他不喜歡現在的歐洲，因為現在「講分裂、講獨立，好crazy！」
他在外方傳教會學習六年，也想過去中國傳教，奈何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大門緊緊關上。
1957年，他要選擇前程，院長問他喜歡去哪裏，他想去亞洲，於是填上日本和印度，結果被派到香港來。為什麼？「做神父，就是要你做不喜歡的事，去不喜歡的地方。」這就是院長的回覆。
文化差異，帶來莫大衝擊
恩神父很不開心，因為既不喜歡香港，也不喜歡受騙，還討厭坐船。「我暈船暈到天旋地轉，嘔到『死死吓』，整整25天都沒吃東西……」全程不飲、不食、不眠，他好不容易才捱到香港。
然而，踏上碼頭時，「我看到山上的房子，一閃一閃的燈火，就像聖誕夜的馬槽，這就是我對香港的第一印象。」尖沙咀的夜景，使他畢生難忘，也讓他開始改觀。
他本來討厭殖民地，以為香港很『英國』，一個月之後，「我開始感謝天主，因為香港就是中國，每個人都講中文。無論是食物，還是衣着，都很中國化，有很多中文報紙、電台講廣東話……天主將中國隱藏在香港裏面。」初來甫到，他要學習中文、英文，當然要學講廣東話。
來港後不久，恩神父跟20多個青年，去鳳凰山看日出，「想不到，在山上竟然望到中國的地方。」他們喜出望外，每人寫下一句說話，祝福中國青年，然後將紙條放進玻璃樽中，埋在地下。
世事很奇妙，大約在十多年前，他接到《南華早報》一個電話，告訴他一個英國家庭，在鳳凰山搭營過夜，竟然挖出一個玻璃樽，裏面藏着的，原來就是他們當年埋下的祝福紙條。
「我每次搭船出海，望到鳳凰山，都想起這件事。Amazing！」生命充滿奇蹟。
生活在香港，他逐漸體驗到文化差異帶來的衝擊。
恩神父認識一位男孩子，妹妹是天主教徒，哥哥要坐船到台灣讀書，她請神父送一份禮物給他。「讀書最緊要早起，不如送一個鬧鐘給他。」他心裏想。
他們的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一見這份禮物，立即面色大變。神父當時不知道，「送鐘」跟「送終」同音，對廣東人來說，好忌諱。
另一打擊，來自另一次鳳凰山之旅，修士帶他到寶蓮寺參觀。在寺院附近，漫山遍野，長滿一種很美的植物，葉子很細小，他從沒見過，原來是茶樹。在好奇心驅使下，他摘下一塊葉子，放在簿中留念。怎料，附近有個尼姑，目睹這一幕，衝着他說了一大堆話。他雖然聽不懂，也感受到她的不滿。
同行的修士告訴他，「她說：『這些西人，去到哪裏，第一件事，就是毁滅生命。』」他呆在當下，完全不能想像，為何受到這樣的指責。
就這樣，他逐步接觸中國文化，亦深深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到要透過慢慢學習，循序漸進，浸淫其中，才能領會箇中的奧義。
對他來說，這是個艱辛的文化旅程，來到香港，他要適應一種新的生活模式，與人溝通也是莫大的挑戰。
融入草根，體驗基層生活
恩神父最初來到香港，最先被派到跑馬地去，服務於聖瑪加利大堂。
有人告訴他，「跑馬地是有錢人聚居之處，也是賭錢的地方。」
他開始探訪後，印象卻不一樣。他最初到銅鑼灣的避風塘探望艇家，從一隻船跳到另一隻船，「小孩子對我這個陌生的『鬼佬』，好像不太歡迎。」他想起了意大利同鄉利瑪竇在肇慶的生活。
「還有瑪利諾中學山上的木屋區，也是貧民窟。」實地的觀察，令他認識到，這裏也是窮人生活的地方。
他還記得，當年的劉松仁，只有九歲，參加了聖母軍，還跟隨着他到處去探訪。
劉松仁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一向敬重恩神父，兩人私交甚篤。難怪他為了這次《利瑪竇》音樂劇的演出，答應了當導演，奉獻出三年的時間，推掉所有的工作。其實劉松仁早在2013年，已為恩神父演出過音樂劇《流芳濟世》，這已是第二次合作，他視之為使命，實在很難得。
「那時，還未有強逼教育，所以好自由。」恩神父開始構思，為失學的兒童辦義學。他在銅鑼灣聖保祿學校，借到場地，每天下午3時放學後，可以利用學校的課室辦義學。學校叫「恆心學校」，是完全免費的，學校的義務教師，大多是來自附近學校的中學生，聖保祿、瑪利諾、聖若瑟……
學生大多住在天台，義工姐姐有時要去叫醒他們來上課，有時甚至要煮飯給他們吃。「這班孩子可能好壞，也許在晚上，他們會在灣仔向美國大兵推銷毒品。」
「我也試過花50元，去跟一個乞丐父親交換孩子，帶他去上課。」這個深入基層的神父，就這樣辦起義學來，一辦十年。
其後，恩神父調去其他地區工作，因為不辭而別，令很多年輕人傷心，其中一個就是劉松仁。他們恍如迷途小羔羊，好不容易才找到神父問個究竟。
「我既然派到其他地方，就必須跟之前的一切割斷，否則，對其他地區的小朋友不公平，就好像你交上新的女朋友，就要跟舊女友一刀兩斷，否則就對不起新的女友。」神父的答案，聽起來，多麼有哲理！
離開跑馬地，恩神父曾到過香港仔田灣二年、鑽石山木屋區五年，然後去越南傳教，做砂糖的推銷員，認識了很多當地的中國人。兩年後回到香港，在灣仔的聖母聖衣堂，繼續他的傳道工作。
除了傳教，他也在香港仔的工廠做過工人。「我想融入草根，體驗基層的生活，不想只活在中層的香港。」恩神父在工廠工作多年，靠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及弟兄。教徒稱他恩神父，但在工廠裏，工友都會叫他恩叔。
接着，神父去了大角咀的中華聖母堂工作，先後服務過多個堂區，其中包括荃灣的葛達二聖堂、葵涌的聖斯德望堂、觀塘的耶穌復活堂，以及現今的聖若翰堂。
中國人，也視我為中國人
恩神父在越南西貢時，越戰剛結束。有一次他騎着單車，出外賣砂糖的時候，被警察截停，還盤問他：「單車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
他拿出合作社的證件，重申「單車是我的，車輪也是我的……」，但警察還是將他帶回警署去。
在警署內，三個警察一起審問他。情急智生下，他記起老闆的一句話：「我是工人，在社會主義國家，拉工人是不對的，應該拉老闆。」
憑着這句話，警方決定派一個警察押送他回合作社找老闆，但要將單車及砂糖留在警署。
神父回到合作社後，便與老闆一起返回警署。
就在這時，拘捕他的警察，把他拉在一角，悄悄地跟他說：「對不起！我拉錯人。我發誓，我不會拉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但在越南出世，我不能透露我是中國人。千萬不要將這件事告訴你的老闆，單車和砂糖放在二樓，你們可以拿走。」
事情的發展，至此峰迴路轉。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他也摸不着頭腦。
後來才知道，原來恩神父每天早上上班，都會經過一間木屋，他通常會跟門口的阿婆打招呼，說聲「早晨」。這位阿婆，正是那個警察的外婆，婆婆知道孫兒拘捕了神父，便派人通知他：「這個是好人，要放他走。」
這個警察將恩神父視作中國人，所以釋放了他。
「我感到很開心，因為中國人，也把我當成是中國人。」這就是他最大的得着。
傳播福音，活用本地文化
眼前的恩神父，令我想起了明朝的利瑪竇，400多年前，年輕的神父，為了傳教，遠涉重洋，來到陌生的中國，迎接他的是因百般誤解而生的敵意。他選擇學習漢語，尊重中國文化，願意學習、了解、吸收中國文化，與士大夫、平民交往，嘗試融入中國的社會，他不畏艱難，與中國人交流其豐富的學識，文學、科學、禮儀、哲學，以及宗教論說，以無比的心力和時間，努力不懈用盡各種方法宣揚福音。
恩神父走的，何嘗不是利瑪竇走過的傳教之路？
恩神父經常披上斗篷，他戲稱那是利瑪竇制服；他追隨利瑪竇的足跡，來到香港傳教。時移世易，恩神父成功地融入基層，而且在傳教的路途上，不斷嘗試加入本地文化；同時亦協助本地教會推動禮儀本地化，例如用廣東話做彌撒。他又嘗試運用創新的方式傳播福音，與青年信徒合作，採用流行曲調，創作廣東話歌曲，讓信仰歌曲更易入腦，以幫助更多人認識天主。
「音樂可以團結人……一起唱歌可以使人認同、堅持一個信念。」恩神父亦與青年創辦「逾越知音」團體，到世界各地，透過舉辦音樂會去福傳。
音樂劇《流芳濟世》、《利瑪竇》的誕生，正正體現了恩神父一貫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