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信:我只是巧匠凡醫!

白文信在晚清期間(1866-1889 )旅居中國,在台灣、廈門和香港等地行醫。他的研究結果在熱帶醫學的領域有多項重大突破,其中以蟲媒播病論(Vector-borne infections)最廣為人知。他在象皮病(Elephantiasis )病人的血液中發現絲蟲(Filaria),其後,他又對絲蟲進行詳細研究,發現絲蟲的夜間周期習性,以及絲蟲在蚊子身體中完成整個生命周期(Life cycle)的過程。
本文另兩位作者:
杜啟泓,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傳染病及微生物科醫生,專研流感病毒。  
龍振邦,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傳染病及微生物科醫生,專研小兒科傳染病。愛憶舊懷古,以史為鑑。
 
相比起富庶的江南和繁盛的京畿,南方蠻夷荒蕪之地惡名昭彰,在清末之時堪稱「白人墓穴」;白文信卻憑着滿腔熱誠,隻身犯險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行醫。
 
鼓浪嶼是位於福建廈門的一個小島,風光明媚,景致宜人,西式建築林立,在遠東的一隅洋溢着一片歐陸風情。當時的鼓浪嶼不只是漳州的貿易港口,且是公共租界區,外國勢力均於此地興建領事館,更有大量傳教士在此處辦學堂、建醫院。
 
初試啼聲,巧匠仁心治百病;蚊媒播毒,智破玄機傳萬世
 
白文信抵達鼓浪嶼之時,當地約有150名歐洲人居住,而他則在大清皇家海關(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任職醫官;閒時,他會到中華浸信傳道會醫院(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nd Dispensary for the Chinese)為華人治病。雖然白文信依然在毫無正規指導的情況下行醫,但期間得到弟弟戴文信(David Manson)及其他教會醫生儕輩的支持和鼓勵,無驚無險地度過兩年。
 
鼓浪嶼和廈門市的生活環境可謂天壤之別。在大清政府管治下的廈門市,衞生相當惡劣,小街窄巷,迂迴曲折,人畜排泄物隨處可見;街道也沒有人清理,只是任由野犬豕畜隨意吃掉街上的垃圾和廢物。廈門的氣候既濕且熱,對於久居歐洲的白人來說,此地可謂「人間地獄」;一般華人的生活更是窮困不堪,只靠小量米糧番薯、醃菜鹹魚充飢,營養不良相當普遍。
 
在如此衞生情況下,瘧疾、傷寒(Typhoid)、登革熱(Deugue)、痲瘋病(Leprosy)等傳染病到處肆虐。白文信曾經做了一項調查,發現每450名華人便有一人患上痲瘋病。1877 年,廈門發生一場瘟疫(霍亂),全廈門有約九成多人染病(約80,000人),死亡率更達百分之二;戴文信更不幸於1878 年與世長辭。
 
廈門的傳統中醫均在大街小巷之上為病人看病斷症,毫無私隱可言。(圖片由潘維廉博士提供,原址為:www.amoymagic.com)
廈門的傳統中醫均在大街小巷之上為病人看病斷症,毫無私隱可言。(圖片由潘維廉博士提供,原址為:www.amoymagic.com)
 
然而,廈門的醫療設備比起打狗(今台灣高雄市)先進齊全得多,加上多年行醫累積的經驗,白文信能做出非常精闢的診斷。如他筆記中記載: 「蓋有非發熱者,雖久病而無因可尋,其胸中必有異物,尤以聲嘶者為甚,勿以徵狀小而棄之,剖其胸,其營脈中必有巨瘤。」
 

破除迷信認識西醫

 
象皮病(Elephantiasis)在廈門也相當普遍。患者因淋巴管閉塞而引致身體腫脹,皮膚乾涸,表皮缺乏營養,皮膚不斷增生變厚,呈象皮狀;患處多數位於下身,患者雙腿粗如象足,陰囊陰莖大如象首,外觀極之不雅,人皆懼之。其時民智未開,一般人均以為患象皮病者遭陰魂附體,每每避之則吉,故患者多失業而呆坐家中,從而加重家人的經濟負擔。
 
白文信有一名19歲病人飽受象皮病折磨,欲吞砒霜自盡,卻因砒霜的份量實在太多,吞下不久即告反胃,隨即全數吐出,僥倖不死,白文信建議他以外科手術割除象皮瘤。雖在一眾廈門市民強烈的反對聲之下,青年卻爽快同意手術;最後手術順利完成,不但令他重獲新生,此事更為白文信在華人社會中贏得美譽,使故步自封的華人進一步接受西方醫學。
 
白文信在廈門行醫期間,為多名象皮病病人切除臃腫的象皮組織,他於1877 年總共為61人施行手術,切除的象皮組織總數高達一噸之多,當中只有兩人因手術而死。當時外科手術仍未如今天般成熟,醫生只以哥羅芳為病人麻醉,亦無任何輸血設備,更無抗生素協助,但以當時的水平來說,白文信的外科技術可謂相當高明。
 
除象皮病之外,白文信也為病人切除腎石、尿管石、膀胱石等,大大紓緩病者的痛楚;在當時的社會上,白文信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名醫,但謙虛的他經常戲言: 「吾乃巧匠凡醫!」肝臟膿腫(Liver abscess)在古代缺乏超音波、電腦掃描和抗生素的情況下,無甚療法,多數病人皆不治而歿。白文信的筆記中記載: 「蓋有發熱而腹痛者,無甚病因可尋,勿以其徵狀小而遺之,反覆細查,必有毒膿陷於肝中。」白文信設計了文信套管針(Manson’s Trocar),可供單手操控,插入腹腔內抽取肝中膿液。當時廈門有一名巧手鐵匠為白文信生產文信套管針,針頭設計巧妙,可以接駁導管,供各式外科手術之用。
 
白文信在房中一隅設置床鋪被蓆,再以蚊帳緊密圍之,以防蚊子逃脫。參與實驗之象皮病病人(包括他的花王)則睡於蚊帳之中。(圖片由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提供)
白文信在房中一隅設置床鋪被蓆,再以蚊帳緊密圍之,以防蚊子逃脫。參與實驗之象皮病病人(包括他的花王)則睡於蚊帳之中。(圖片由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提供)
 

重返廈門深入研究

 
廈門的生活比起打狗更為多姿多彩。白文信喜愛冒險的性格、對事的執着、無比的耐性、求勝的心不但表現在工作之上,還在他的文娛興趣之中表露無遺,當時的白文信在廈門即有「打虎神槍手」的美譽。
 
愚昧迷信、謠言妒忌,大大阻礙了西方醫學在中國的發展——坊間盛傳西醫會以「生死粉」毒害華人,該毒除西醫外無人可解,如此則可令華人不斷回頭求診,永遠也逃不出其掌心之中;又有謠傳西醫會取活人心眼入藥,又會迷姦華人婦女。
 
為了打破謠言和迷信,白文信學習當地中醫的開放式診症,傳統中醫的「望聞問切」均在大街小巷進行,毫無私隱可言,而病人也毫不介意。
 
白文信試圖觸摸華人這種心態,以事實的真相來打破迷信。他在手術室加裝玻璃窗,好讓街上途人能駐足觀看手術的每一個過程——從以哥羅芳麻醉,到剖腹取出小石腫瘤,縫合傷口,最後病人蘇醒,自己步出手術室……,整個過程均在眾目睽睽的環境下進行。白文信能屈能伸的處事態度,加上一顆仁心,使到西方醫學正式得到華人的信任。
 
除了治病紓困,白文信亦明白到預防勝於治療的道理。他在廈門大力推廣天花疫苗接種,使天花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大大下降;在他的教導下,其中一名學生後來成為漳州疫苗接種醫官,其他學生也紛紛在中國各地開設診所。
 
雖然白文信在醫學界有相當成就,也在華人社會贏得信任,但這些成就並未得到所有人的認同。浸信會傳道醫院一名狂熱的傳教士認為白文信重醫輕道,有違傳教的本質,故借此把他辭退;其後他在海員醫院(Seamen’s Hospital)繼續行醫,為歐洲海員治病。
 
1875 年,白文信度假回英,在倫敦迎娶伊莎貝拉(Henritta Isabella Thurburn)。雖然新婚讌喜,仍未忘醫學。白文信當時的手術造詣已經爐火純青,但他仍然未有做過眼科手術,故此他回到倫敦後,學習最新的眼科手術,又把這些技術帶回中國。有一次,白文信到大英博物館圖書館搜尋傳染病資料時,無意中讀到添路易(Timothy Lewis)一本關於絲蟲(Filaria)的著作。
 
書中提及添路易以顯微鏡檢查一名印度病人的血液和淋巴尿(Chylous urine)時,發現很多絲蟲。
 
此事令白文信想起在他一眾的象皮病人之中,多人均出現淋巴尿病徵,白文信遂與妻子,帶同當年最新出產的光學顯微鏡,於1876 年回到廈門,展開大量對絲蟲和象皮病的研究。
 
不久,白文信在象皮病病人的血液中,見到大量連衣絲蟲(Sheathed filaria);更有趣的是,這些連衣絲蟲在體溫的環境下異常活躍,在室溫的環境下,絲蟲則會脫去外衣。他嘗試以帶有絲蟲的人血餵食庫蚊,然後剖其腹,查其腸胃,實驗做上數百次之多,白文信結果成功解構絲蟲在蚊腹的成長過程。
 
1899 年,湯本國(Thoman Bauenft)實驗證明,帶有絲蟲的蚊子能把蟲傳回人的身上。白文信及一眾研究人員在象皮病患者的淋巴腺中找到成年絲蟲,在絲蟲的子宮中還發現不同生長階段的幼蟲;這項看似微不足道的發現,實際上是重大的突破,對日後傳染病學和公共衞生學的發展有着極為重大的影響。
 
實驗的詳情如下:白文信預設平房一所,在房中一隅設置床鋪被蓆,再以蚊帳緊密圍之,以防蚊子逃脫。
 
參與實驗的象皮病病人(包括他的花王)則睡於蚊帳之中。夜深時,開放蚊帳,再以小燈引蚊入帳約半小時,帳內即滿布飛蚊。
 
早上醒來,餓蚊皆充腹以血,白文信再以香煙迷之,盛於玻璃罐中,最後在顯微鏡下剖腹檢驗;期間,他共為670名病人檢查。據白文信統計,每10.8 名廈門人便有一人感染象皮病,發病率會隨年齡提高,年輕人為17.5人中一人感染,老年人便是每3人即有一人感染。白文信同時又發現絲蟲晝伏夜出的習性。
 
象皮病患者因淋巴管閉塞而引致左腿嚴重腫脹。(圖片由龍振邦醫生提供)
象皮病患者因淋巴管閉塞而引致左腿嚴重腫脹。(圖片由龍振邦醫生提供)
 

研究結果無私分享

 
研究成果最初在海關公文發表,後來刊於倫敦動物學期刊(Journal of Linnean Socitey of London, Zoology)。白文信在一場公開的醫學研討會上發表他的研究結果,一名學者評之曰: 「醫學會上觀奇文,方知世事如斯神。白君如非驚世才,定是醉鄉夢裏人。」不過,時間終於證明白文信的理論的真確性,而該理論更廣為醫學界推崇。
 
除象皮病外,白文信對瘧疾也有所研究。他又無私地把研究成果告知羅納德(Sir Ronald Ross),並鼓勵羅氏到印度深入研究瘧疾。在白文信指導期間,羅氏與其師的書信來往達百次之多。白文信80多次的回覆,為羅氏提供重要的研究資料、實驗方法、科學分析(還有溫言鼓勵)等。凡此種種,對羅氏解構瘧疾的生命周期有莫大的幫助。
 
羅氏後來致函白文信道: 「瘧蟲藏於按蚊中,得解此迷萬民鬆;自誇自擂非自詡,吾師應記第一功。」羅納德在1902 年獲得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獎後的羅氏卻反臉不認人,把所有功勞盡歸自己。白文信得悉此事嘆道: 「該做已做心無愧,我無加減也無功。」1880 年,一名廈門官員因面部出疹、久咳、痰中帶血,向白文信求診。由於官員的視力不大好,在診所吐痰時誤把血痰吐在地上,白文信小心翼翼把血痰拾起,在顯微鏡下細察,見到碩大蟲卵數顆。卵首均被蓋掩覆之。
 
白文信把帶卵血痰置於淡水缸中,經過兩星期時間在室溫培殖下,驚見全身長滿纖毛的小生物(Miracidium)在水中暢泳。其後白文信又在一名死去的熱帶咯血病病人的肺部找到肺吸蟲(Paragonimus westermani)。
 
白文信便懷疑蟲卵從水中的小生物走到肺部變成成年的肺吸蟲,中間必定有一個淡水宿主(Intermediate host);肺吸蟲蟲卵經宿主傳入人體,之後再走到肺部變成成蟲。白文信當時估計宿主為淡水甲殼類動物。
 
1916 年,日本醫官中川醫生(Koan Nakagawa)證實白文信的「淡水宿主論」。此理論其後更套用在其他疾病之中,例如血吸蟲的生長周期,也是經由淡水宿主傳染給人。
 

蟲媒播病論

 
白文信在晚清期間(1866-1889 )旅居中國,在台灣、廈門和香港等地行醫。他的研究結果在熱帶醫學的領域有多項重大突破,其中以蟲媒播病論(Vector-borne infections)最廣為人知。他在象皮病(Elephantiasis )病人的血液中發現絲蟲(Filaria),其後,他又對絲蟲進行詳細研究,發現絲蟲的夜間周期習性,以及絲蟲在蚊子身體中完成整個生命周期(Life cycle)的過程。
 
白文信其他的發現還包括在熱帶咯血病(Endemic haemoptysis ) 患者的痰涎中找到肺吸蟲(Lung fluke)蟲卵;估計血吸蟲需要淡水甲殼類動物(Crustaceans)宿主來完成生命周期;這項發現背後的理論可應用在其他吸蟲類的研究之上。
 
白文信對傳染病和寄生蟲學的其他貢獻,還包括他發現多種引起象皮病的絲蟲品種(Mansonella ozzardi, Loa Loa, Mansonella perstans)、曼氏裂頭條蟲(Spirometra mansonoides)、曼氏血吸蟲(Schistosoma mansoni)、引起疊瓦癬(Tinea imbricata)的一種真菌(Trichophyton concentricum) ; 其發現大大推動了傳染病學、寄生蟲學、熱帶醫學和公共衞生學的發展。
 
(三之二.下周續)
 
原文刊於《信報》,文章與圖片獲作者授權發表。

 

袁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