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
梁啟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由中間清晰地分開,竪領白衫漿得筆挺,繫一條窄領帶,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
這該是他30歲左右的樣子,拍攝地可能是橫濱、墨爾本或是溫哥華。他動員散落在世界各處的華人商人與勞工捐獻資金,組織起來,營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幾年前,他還是個腦後拖着長辮的舉人,如今已經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
在城市之光書店的書架上,梁啟超與絡腮鬍鬚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以及一位裹頭、皺眉的男子並列在一本書的封面上。我翻開書,得知裹頭男子名為馬丁·阿富汗尼,一位來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們三人是20世紀初亞洲知識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國的瓦解與西方的壓力,分別以不同方式幫助祖國重獲自尊。
它引發了我的興趣。這是2013年深秋,我剛過37歲,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與短暫,想尋求一種更遼闊與深沉的表達,從北京搬到舊金山一帶也是這種尋找的一部分。隨之而來的閒暇裏,哥倫布街上的城市之光書店成了消磨時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歡它豐富的世界文學書目,二樓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櫥窗上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黑白照片。這家書店不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發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羈的文學趣味,還身處兩個世界的交匯地。它背後的唐人街的歷史足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大批廣東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來到這裏,成為這座城市的最初締造者之一;斜對面是「小意大利」,在這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連的小咖啡館裏,黑咖啡與老式點唱機尤其令人着迷。與梁啟超的偶遇,特別是他目光之堅定,令這種模糊的尋求清晰起來。為何不寫一部他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呢?它肯定足夠遼闊與深入,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緊密相連。
全球化浪潮的擁抱者
當梁啟超1873年生於廣東一個普通的鄉村時,清帝國正處於最後的平靜時期;當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時,帝國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國也陷入分裂與動盪,他昔日的政治對手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年輕組織正迅速崛起。社會變革席捲了每個角落:昔日的纏足女人走入學堂,探討「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閱讀報紙、雜誌成了日常習慣,人們在茶館裏、飯桌上談論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戲台上的名角將《定軍山》、《長生殿》留在電影屏幕與密紋唱片上;因為火車、輪船、電報的普及,再遙遠的鄉村都可以感到時代之脈搏。思想的變化更是驚人,儘管很多人熟記四書五經,遵從三綱五常,如今卻宣布拋棄整個傳統,要寫白話文,追求個人自由。曾自成一個天下的榮光與傲慢被屈辱與自卑取代,人們飢渴、不無盲目地尋求日本、英國、德國、美國甚至印度的觀念的滋養。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25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還是中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幕後推動者。
他是個思想者,倘若你談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科學、經濟學、佛學、法學、政治思想、小說理論……幾乎沒有一個領域能迴避他的影響,他甚至往往還是開創者。他更是個書寫者,自1896年出任《時務報》主筆以來,他在33年時間裏,不間斷地寫下至少1400萬字,涉及時事批評、戰鬥檄文、組織章程、詩詞小說、學術專著、演講、人物傳記……幾代人如飢似渴地閱讀他的作品,20世紀的歷史性人物──陳獨秀、胡適、毛澤東──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讀者,並生活在他締造的傳統之中。我就讀的北京大學演變自京師大學堂,而他正是大學堂最初章程的起草人。我進入新聞業後,他更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新聞記者,沒有誰能像他一樣,用筆與報刊參與了如此多的變革。
但我感覺,在歷史書寫中,他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與思想遺產仍強有力地影響着我們的生活,他對現代中國的構建與想像還佔據着公共討論的中心,「新民說」仍是日常語彙,流行偶像則把「少年強則中國強」寫入歌詞。但他的思想與性格、希望與挫敗,他的內心掙扎、與同代人的爭辯,卻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應進入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伏爾泰、福澤諭吉與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行列,他們身處一個新舊思想與知識交替的時代,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存在,喚醒了某種沉睡的精神。即使置於他自己的時代,梁啟超也該進入全球最敏銳心靈的行列。這些人看到一個技術、民族主義、全球化驅動的現代世界的到來,在希望與掙扎中搖擺。梁啟超則從中國語境出發,回應了很多普遍性問題,對於科學、民族主義、個人精神都作出獨特判斷。但與用英文寫作的泰戈爾不同,他從未被中國之外的讀者廣泛認知。
這種情況與近代歷史的動盪和斷裂有關,也受困於中文歷史書寫的特徵。中國的歷史人物常受困於意識形態,很難得到連續與公正的評價。梁啟超自己也曾嘗試開啟現代傳記寫作,這一傳統從未真正紥根於中文世界,沒有一位中國人像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觀察約翰遜博士那樣描述一個人,更不會像愛默生一樣篤信「沒有歷史,只有傳記」。個人更像是歷史潮流的產物,而非自成一個世界。
這也與觀察角度有關。梁啟超常常僅被置於中國自身語境中敘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維度中,但他其實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擁抱者,在輪船、電報、鐵路、印刷術構造的現代網絡中遊刃有餘。他在橫濱編輯的雜誌被偷運到國內,給一代人展現了嶄新的知識與思想。他的足跡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與歐洲,所到之處受到海外華人的熱烈歡迎,當地政要與新聞界對他趨之若鶩,認定他握有中國的未來。他在華盛頓會見了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紐約拜訪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請羅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訪問中國,在戰後的歐洲與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討現代性的困境。
歷史的配角
2015年9月,在被書架上的梁啟超注視了兩年之後,我寫下第一行字。接下來的三年裏,這次寫作變成了一樁徹頭徹尾的苦役。這個旅程比想像的更為艱難。梁啟超的作品以及他參與的政治、社會轉型的廣度與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個人與時代之關係也難以把握。英國作家Philip Guedalla的警告始終在耳邊迴響:「傳記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區域,北面的邊界是歷史,南面是小說,東方是訃告,西方則是冗長沉悶。」
對於在西方思想與文學滋養中成長的我來說,漢學與宋學之爭、公羊學的興起是一片充滿荊棘的森林,甚至僅僅文言閱讀就讓我頭痛不已。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終結時刻,是一個吃力而盲目地擁抱新潮流的開端。我受困於中國歷史書寫對個人情緒與性格的習慣性忽略,使得作為兒子、丈夫與朋友的梁啟超在個性的展現方面顯得過分單薄。
出於畏懼,最初的計劃被拆解成三部曲。這一卷有關他的早年歲月,從出生到戊戌變法的失敗,短短25年中,他從一個邊陲之地熟讀四書五經的少年,蛻變為將孔子改制與明治維新嫁接一處的年輕變革者。他的敏銳開放、自我創造與行動慾望,在這個時期展現無遺。他不顧功名等級的限制,拜入康有為門下;在上海的四馬路上,他駕馭現代印刷業發展的新浪潮,成為一種新文體的開創者。他逼不及待地將思想轉化成行動,是公車上書的策動者之一,並在學堂中鼓動年輕人的反叛意識,隨後捲入百日維新的派系鬥爭。
不管梁啟超多麼傑出,未來將怎樣聲譽卓著,此刻仍是歷史的配角,作為狂生康有為的主要助手出場。在彼時的中國學術與權力地圖上,他們都是邊緣人。但邊緣賦予他們特別的勇氣,令他們成為既有秩序的挑戰者。這也是歷史迷人之處,即使人人都受制於自身環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脫穎而出,成為異端與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紀末的政治與文化轉型,不了解一個帝國晚期讀書人怎樣應考,怎麼理解外部知識,聽什麼戲,朋友間如何通信、宴請,審查之恐懼如何無處不在,你就很難理解這種反叛之價值。
地域特性就像時代氛圍一樣,給個人打上鮮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嚐了用陳皮製作的各種菜餚,一個夏日午後坐在殘留的廣州萬木草堂一角發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像報館與青樓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宮殿小吃攤上,猜測梁啟超剛抵達長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閒坐,想像他與譚嗣同、夏曾佑熱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輪輪的拆毀與重建中,歷史現場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賴想像力,儘管它常不可靠。
寫作不可避免地帶着當代意識。在觸發這本書產生的舊金山,梁啟超也曾在一個世紀前到來。他四處演講,出席宴請,接見華人領袖,還品嚐了一種叫王老吉的飲料。他感受到這裏的人「愛鄉心甚重」,「義俠頗重」,更看到了不潔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與現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憲、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國,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單衣──「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註1)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種「新民」、一套新的價值觀,任何變革都是無效的。一個世紀過去了,華人後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長,另一位買下了曾鼓吹排華的《舊金山紀事報》,這座城市開始熱烈期待引入中國投資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會感到梁啟超的一些憂慮與困惑仍頑強地存在着,能激起迴響,已經獲得富強的中國也在尋找某種政治與社會秩序。
梁啟超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這本書是個避難所,每當我對現實感到無奈,就躲入了另一個時空尋求慰藉。在經常令人厭倦的寫作中,意外的驚喜也不時湧來。我感到自己日漸篤定,甚至生長出一種新的雄心。我愈來愈希望這三卷本的傳記成為一部悲喜劇、一部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我期望它能復活時代的細節與情緒,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當梁啟超成為聲名鵲起的《時務報》主筆時,比他年長45歲的改革者王韜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籲的理念正展現在這個年輕人的報紙上;同樣閱讀這份報紙的還有安慶的少年讀者陳獨秀,20年後,他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動的夏日裏,身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太平天國運動、甲午之戰的李鴻章,旁觀着康有為、梁啟超這兩個青年過分活躍的舉動,心中不屑卻又暗自欽佩。人性之弱點與光輝,個性之必然與命運之偶然,彼此交織。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歷史考驗面前也經常反目成仇,彼此疏離,然後在人生下一個路口再度交匯。
第一卷即將完成時,我讀到了博爾赫斯對吉本《古羅馬帝國的衰亡》的評論,在他眼中,閱讀這本書仿若「投身於並且幸運地迷失在一部人物眾多的長篇小說裏。其中的人物是人類的一代又一代,劇場就是世界,而其漫長久遠的時間則是以朝代、征服、發現,以及語言和偶像的嬗變來計量的」。(註2)我很期待,這三卷本完成時,我的讀者也能有相似的感受,如果你尚未在這一卷中獲得,就請耐心地等待第二卷。
註1: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32、146頁。
註2:阿根廷博爾赫斯《愛德華 · 吉本〈歷史與自傳選編〉》,《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124頁。
!doctype>新書資料
書名:《青年變革者:梁啟超 1873—1898》
作者:許知遠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