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醫學先驅白文信改變中國人命運

 

公元1844 年，即大清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於澳門望廈村簽訂《中美望廈條約》，當時中國政局風雨飄搖，動蕩不安；同年，在世界的另一方有一個人出生，他不但大大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更改變了全中國人的命運，以及對全世界醫學界的進步產生重大影響，他便是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首任院長白文信（Patrick Mansion, 1844-1922）了。

 

大英帝國在晚清時期對多個亞洲國家進行殖民式統治，而白文信最初到中國工作，則是為了大英帝國拓展其殖民地的實際需要。不過，後來他努力的成果，不但拯救了無數華人的性命，更使歐洲及全世界對熱帶醫學和傳染病有了更深入、更徹底的認識；他也令守舊迷信的中國人接受和認同西洋醫學。

 

 

白文信這位無師自通的內科、外科和微生物科醫生少小離鄉，久居熱帶荒蕪之地，中國南方的氣候和生態環境，最適合蚊蟲滋生；加上貧困戰亂，愚昧無知，迷信鬼神，衞生惡劣，各式各樣的傳染病漸漸在此地流行起來。為了在亞洲拓展殖民地，英國需要大量醫生為旅居外地的白人治病，中國南方獨特的環境正好為西方的醫生和研究人員提供寶貴的研究機會。

 

白文信便是在這片充斥着毒蟲障氣、惡疾流行的土地上為病人盡心，為科學盡力，無分英華，時時刻刻只相信真理。白文信對中國的貢獻並未因他離開香港而終結。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孫中山成了清廷欽犯，流亡海外，於是便經途紐約，乘船到英國的利物浦。

 

1896 年，孫中山來到倫敦探望恩師康得黎（Sir James Cantlie），光天化日之下竟遭清廷特務拘捕軟禁起來，孫先生的兩位授業恩師白文信和康得黎合力把他營救。在外交部的介入和公眾輿論壓力之下，清廷終於釋放孫中山；孫中山亦將這段經歷以英語寫成《倫敦蒙難記》，1897 年在英國倫敦出版。孫中山最終在1911 年推翻貪腐守舊、獨裁專制的滿清政府，成立中華民國。

 

本文嘗試追尋白文信在遠東的足迹，了解他如何成為傳誦後世的熱帶醫學之父。

 

 

香港每逢盛夏酷暑之際，各大報章電台均會報道有關預防蚊媒傳播的傳染病（如登革熱、日本腦炎等）的訊息；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又會定期發布有關誘蚊產卵器指數，似乎「蟲媒播病」這個概念早已深入民心。

 

不過，又有幾多人知道究竟是何人最先發現、並提出此一理論的？就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這位先賢的平生。

 

白文信生於蘇格蘭鴨巴甸的一個小鎮（Oldmeldrum, Aberdeen, Scotland），母親為伊莉莎伯·利文斯敦（Elizabeth Livingstone），即著名英國傳教士及探險家大衞·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的遠親。

 

利文斯敦氏皆有北歐挪威人血統，故白文信常戲謔自嘲為「維京海盜」。

 

 

文信家族篤信基督教，白文信五歲時即能銘記教會中冗長的佈道。他性格木訥內斂，但對身邊的事物卻有着無窮的好奇心。當他逐漸長大，對木工機械和物理學便漸生興趣，閒時則以木球和狩獵為娛。有一次，白文信獵得一隻野生的貓科動物，剖其腹，驚見腸中藏着一條絛蟲（Tapeworm），遂為之研究一番。此雖為小事一樁，但正是白文信第一次接觸到寄生蟲，也可能因為這件事而使他日後踏上研究傳染病這條路。

 

當時英國正值工業革命，修讀工程學的學生往往比其他學科的學生吃香。白文信早年對機械的興趣引領他走上工程學之路；十五歲時，已成為一名金工學徒。雖有堅毅意志，奈何他的身體未能承受金工所需要的龐大體力負荷，以致脊柱彎曲及右臂無力，白文信被迫轉行。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意的白文信從工轉理，展開了他的醫學生涯。

 

 

棄工從醫的白文信，二十歲時已完成鴨巴甸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醫學院的四年制課程，隨後以一年時間周遊英國各地的醫院、學校和博物館，藉以增廣見聞；1865 年，他終於正式畢業。其後的七個月，他在德倫（Durham，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城市）的一家精神病院任助理醫官（Assistant Medical Officer）。

 

期間，白文信曾為17名逝世的精神科病人進行驗屍解剖的研究，並把結果結集成博士論文，並獲頒授鴨巴甸大學醫學博士。其論文大意為： 「大腦頑疾均與頸項大動脈的內徑相關，其情況與肝硬化者肝門靜脈腫脹的徵狀極為相似」。從現代醫學角度看，頸動脈粥樣硬化可使腦部出現缺血性病變（Ischaemic change）。

 

 

受到於上海工作的兄長影響，年輕的白文信有意到遠東闖一番事業。在教會和善長的幫助下，他乘火輪船由英國倫敦，途經南非好望角和馬達加斯加，三個月後抵達台灣的「打狗」（即今天台灣高雄市）。在打狗的生活對白文信來說，可謂枯燥乏味，呆板單調。當地只有16位歐洲茶商，他日常的工作主要是檢查船隻、為船員檢驗身體、記錄天氣、搜集資料供商船作預測颱風之用；另一方面，白文信在沒有正式醫學指導之下，邊做邊學，默默開展了他漫長的熱帶和傳染病學生涯。

 

各類傳染病如象皮病、痲瘋病等在當時的打狗相當流行，白文信有空時會到當地的教會醫院為華人治病。

 

在毫無指導的情況下，滿腔熱誠的他以一雙巧手，利用之前所學，加上一柄簡單的放大鏡，為受傳染病威脅的華人和歐美商旅治病，並作仔細詳盡的醫學記錄。其中一個最為他沾沾自喜的個案有這樣的記述： 「有美利堅科學家患頭風之疾，鼻常溢血。察其鼻，驚見水蛭緊附鼻腔粘膜之上。鉗之不果，遂以鹽水攻之，水蛭遇鹽而縮，取之，美利堅人無痛而癒」。

 

 

此外，他又為歐洲船員治療熱帶肝病（Tropical liver，即今天的脂肪肝）。當時的歐洲船員飄洋過海，在船上經過多個月單調的生活，下船後必定大魚大肉、暴飲暴食一番；白文信針對此一現象，囑咐船員要節制飲食，並做大量的運動，如此則「藥」到病除。

 

雖然在打狗行醫之時，他勞心勞力，付出大量的愛心與精神，使很多病人能夠脫離病魔的折磨，但有一事卻令白文信耿耿於懷。話說一名患有心臟衰竭的華人向當地一名中醫師求診，但卻久醫無效。白文信原先以為他患的是一般的心臟衰竭而開了地高辛（Digoxin）治療，但病人卻於第二天暴斃。他後來見到更多同類病人，經反覆驗證，多年後他才得知這些病人皆患有腳氣病（Beriberi，此病乃因缺乏維生素B1 所引致）。事實上，病人康復痊癒的笑容加強了白文信的自信；每個失敗的個案也為他帶來沉痛的教訓，令他變得更為謙卑踏實。

 

 

公餘之時，白文信喜與當地華人和山間土著交往，研其風俗，習其土語，騎馬打獵，垂釣園藝，無不涉獵，好不自在；然而，這個時候的中國和日本正為爭奪台灣的控制權而摩拳擦掌，醞釀開戰的危機。基於白文信與當地土著的交情，有人懷疑他想為大清軍隊向土著採購戰馬。為了保障人身安全，大英領事建議白文信離開台灣，轉到廈門繼續工作。

 

在打狗生活了五年，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在白文信身上，每天過着千篇一律的生活，但他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相反，白文信利用這段時間韜光養晦，養精蓄銳，為日後在廈門、香港、英國等地行醫打好基礎。

 

 

（三之一·下周續）

 

 

 

原文刊於《信報》，文章與圖片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