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從政策出台到執行迄今已經六年有餘了。儘管西方一些國家質疑不斷，但倡議方中國的努力從來沒有中斷過。期間也有國家從早期的積極轉為消極，但也有更多的國家加入，他們都是把此視為是自己國家的發展機會，而不是一些西方國家所說的威脅。
即使是一些一帶一路當地國家在項目執行過程中發生起伏，但對他們來說，問題並不是因為西方一些國家所渲染的威脅，而是努力和中國再溝通和討論如何可能把一帶一路做得更好。實際上，把一帶一路做得更有效率、更好和更可持續，也是今天中國所考慮的問題。
六年過去了，中國已經在方方面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和教訓。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為的是使一帶一路具有更光明的未來。人們可以從各方面來總結經驗教訓，但以下幾個方面無疑是很重要的：
其一、改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定義。倡議提出的早期具有特指性質，就是說無論是一帶還是一路，就它們的地域範圍都是有所指的。儘管一帶一路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稱謂，是為了強調其商業與和平性質，但一帶和一路的區別使得這一概念具有了特指性。倡議提出之後，在提到一帶一路的時候，人們都會展示具體的路線圖。不過，這種情況已經遠遠不能說明今天的局面。
首先，中國有關方面的泛化使用，使得今天的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國家已經大大超越了原來所設想的範疇，並且隨着愈來愈多的國家的加入，這個趨勢還會繼續。其次，已經回答不了一些被認為是不在一帶一路沿線沿岸的國家所提出來的問題，即它們是否屬於一帶一路倡議範圍。第三，特指的一帶一路也給人一種與軍事地圖聯繫起來的聯想。西方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就是這樣，因為一帶一路大多在陸地上，這些人就把一帶一路想象成為昔日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其他國家的路線圖，並因此稱一帶一路為中國的新帝國主義、新擴張主義、新殖民主義等。
尋找一帶一路新定義
從這個新情況來說，必須改進一帶一路的定義。在新定義下，所有願意的國家都可以參與進來，並不受任何地理因素的影響。這也符合一帶一路原先設計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因此，可以把一帶一路定義為新時期的中國開放政策，或者新時期中國開放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新時期的開放政策內容非常廣泛，包括繼續推進全球化、貿易自由、走出去、開放中國市場、吸引外國資本等。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走出去，也是外在世界的走進來。
其二、更明確規定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容，即把一帶一路的核心內容規定為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和與之相關的金融活動等。一帶一路倡議出台之後，為了傳播上的需要，其範圍極其廣泛。在執行過程中，人們幾乎把所有的東西都視為是一帶一路。在實踐層面，一帶一路過於泛指既提高了人們的認知度，但同時也產生了很不好的效果。因為什麽都要和一帶一路聯繫起來，在一些國家看來，這個倡議似乎成了中國的一個全政府戰略，意在影響當地國家和社會。
日常的投資貿易和人文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很重要，但沒有必要和一帶一路聯繫起來，因為有無一帶一路，這些都是正在進行的。如果內容過於寬泛，就會對當地國家產生不必要的安全問題。例如中國提「信息一帶一路」，本意在於一帶一路的溝通需要，但如果過於強調，就會對當地國家和人民傳達不好的信息，以為中國要掌控一帶一路的資訊網絡。
實際上，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應當是一帶一路的初心。這些方面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因為在改革開放數十年之後，中國具有了資本、產能和技術。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更是中國自己成功經濟故事的核心經驗，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短短數十年裏，把原來如此落後的基礎設施建設成世界一流的。同時，一帶一路涵蓋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缺失，嚴重地阻礙着當地的經濟發展。例如，東盟國家早就有區域內部的互聯互通計劃，但基礎設施投資缺口過大，長期無法實現互聯互通的目標。即使是發達的西方從前以優質的基礎設施建設著稱，但很多國家的基礎設施多年沒有更新，顯得老化陳舊，也需要進一步的發展。
再者，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是中國對現行國際經濟組織活動的一個重要補充，因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都不熱心基礎實施的投資，或者說基礎設施建設不是這些國際經濟組織的初心。因此，中國出台一帶一路之後，這些國際機構都表現出非常的熱情，因為它們看到了一帶一路和自己之間的互補性質，是共同發展，而非互相競爭。
其三、更明確界定一帶一路倡議的性質。這方面最為重要。如上所說，西方一直在有意無意地誤解或者歪曲一帶一路。實際上，一帶一路倡議並非中國要在國際社會追求領導地位，從而取代美國（和西方）。恰恰相反，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上責任退縮和萎縮的補充。大國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小國所不能的作用，當現存大國不能擔當時，新崛起大國必須要擔當起責任來。
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也正是過去美國要求中國所承擔的大國責任的一部分。如上所說，一帶一路重在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中美（和西方）在這個領域並非競爭，因為美國（和西方）資本對此不感興趣。就此而言，一帶一路不僅沒有中美競爭的意味，反而會強化中美兩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合作和責任分擔，從而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國民眾和商界並沒有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持懷疑和反對態度的是那些具有深厚冷戰思維的既得利益集團。
中國須解決幾個問題
不過，對中國自己來說，也必須解決好幾個層面的問題。首先必須明確一帶一路是經濟發展和商業項目，追求和當地國家的共同發展。如果中國的改革開放意味着外資進入中國，是外國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那麽一帶一路所到之處表明這些國家向中國的開放，是中國參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互惠的。其次，一帶一路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品。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包括西方在內的主要經濟體結構性改革困難，世界經濟缺少增長動力。失衡的世界經濟，加上長期以來的南北差異，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困境。如果經濟不能復蘇，整個世界秩序都會出現問題。
中國借一帶一路要為世界經濟再平衡方面作出貢獻，同時也是中國大國責任的一部分。再次，着重於經濟發展是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區別之所在，反映了中國的國家本質。歷史上，每次大國崛起都會導致該國在區域甚至世界範圍內的軍事擴張。美國主要是通過軍事、政治和外交的力量構建和維持其霸權地位的。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商貿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內政不感興趣，只對商貿感興趣，這些方面現在也沒有什麽變化。從長遠來看，中國絕對不會變成一個具有擴張主義的美國。
進而，國家間的商貿活動也會產生新的規則和制度。西方對中國一直持懷疑態度，認為中國不接受西方制定的國際規則，甚至修正國際規則。但問題在於，在諸多發展中國家，二戰以來，西方的規則和方法都試驗過了，結果不僅不能促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反而使得這些經濟體長期陷於滯脹，處於落後狀態。中國這些年來的發展是在西方的監督下取得的。
中國並未拒絕現行國際規則，但也不會停留在簡單地接受西方制定的規則上。中國和國際規則有三層關係，即接軌、改革和補充。一帶一路既是對世界規則的改革，也是對世界規則的補充。因此，就規則而言，一帶一路所產生的規則是否有利於當地的發展，當地國家最有發言權，西方並不能為這些國家發言。西方現在的優勢只是其仍然掌控着近代以來發展起來的話語權。
其四、更加明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方法，即多邊主義。這個問題是很多國家所關心的，尤其是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國家。如上所說，這些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抱怨來自其實施方法，而非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在現行的實施方法下，中國的國企帶頭，展現的只是和當地的中央政府的關聯，而和當地國家的地方政府和當地社會關聯不大。並且，國企所進行的項目規模過大、具有封閉性，當地企業和社會很難參與進去。一些當地政府和社會的感覺是，土地被徵用了、環境受到影響，但這些項目到底和自己有什麽關係呢？因此，習近平去年在紀念一帶一路五周年時就特別強調，一帶一路要惠及當地人民。
惠及當地人民無疑是一帶一路發展的唯一方向。要實現這一目標，一帶一路需要實行更明確的多邊主義。其實，多邊主義是中國政府的初衷。中國強調的倡議指向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歡迎任何國家的加入。
近年來，中國也強調第三方開發等等機制，這些都是具有多邊主義性質的。不過，新近的發展需要引入多邊主義的機制，至少包括三個層面。
其一，企業層面，應當實現各類企業的開放性參與，包括中國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當地國家的國有或者民營企業，第三國的國有或者民營企業（第三方開發）。
其二，國家層面，需要更強健的規則協調機制，減輕甚至避免政府更換對一帶一路所帶來的衝擊。現行的協調機制大多是兩個（中央）政府間的，新的協調機制可以包括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包括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等，這樣可以控制政府更替所帶來的影響。
其三，國際層面，需要引入多邊機制來監督一帶一路建設。這裏可以考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一帶一路之間的關係。亞投行是多邊機制，那麽能否把一帶一路置於亞投行監督之下呢？或者置於一個新設的多邊機制之下呢？或者也可以考量在一帶一路峰會之下設立一個常設監督機構呢？這個問題是可以考慮的。總之，要把企業置於這一多邊機制的監督之下，從長遠看，這有利於決策的科學性，減少政治性，增加經濟理性，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不是馬歇爾計劃那樣的短期項目，而是中國開放的一個長期國策；一帶一路倡議也不是中國一國主導的封閉項目，而是多國參與的開放項目。無論對中國還是對當地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實現一帶一路的可持續發展。只有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可持續發展目標才可以實現。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