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伊比利亞即日後的西葡二牙，當時被回教摩爾人（Moors）統治近800年（711-1492），它的重鎮哥多芭（Cordoba）、塞維利亞（Seville）和杜麗多（Toledo）等，與回教帝國的大馬士革（Damascus）、巴格達（Baghdad）和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等，全都設有高等學院（madrasa），形成回教勢力範圍內一個傳授和研究學術的大網絡。這些學院保存有古希臘和羅馬的典藉（希臘文和阿拉伯文），而各地的學者（當中有阿拉伯、波斯和猶太人，甚至是基督徒）均可在這網絡中自由往來互訪交流，除神學外，亦有延續發展古希臘和羅馬的學問，尤其是在哲學和科學方面，前者如亞里斯多德學說，後者如天文學、數學、光學、醫學（特別是眼科）等等。在中古後期，這個回教網絡的科技水平實已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之冠，更成為歐洲人的學習對象。
與此同時，歐洲亦開展了它的興辦大學運動，由1088年的博濃娜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在北意大利）起至1400年間，全歐便陸續建有約60所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所有這些學府都是有王室和教廷支持的，而王室主導索古翻譯和研習，早由法王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已開始。這個大學運動的近因，是古羅馬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由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在529年編訂）的重新發現，約在1070年起在博濃娜被傳授，所以初時的歐洲大學，是以法學、神學和哲學研習為主的。而這個法典的重新被應用，亦牽涉到當時的一次宗教改革（Gregorian Reforms，1050-1080），即是由教宗額我略七世（Pope Gregory VII）發起的改革，是教權與王權在歐洲長期拔河賽中，教權一次關鍵性的勝利。
歐洲的文藝復興，便是在上述的大環境下，在法學、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先後復興。而在這時期中，亦有長達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1095──約1272）和蒙古軍進犯（1240年代）同時發生，這有助歐洲人在商業和軍事、包括航海和熱兵器技術方面的發展，且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大契機。已故學者黃仁宇的精闢學說之一，指出「用數目字管理」乃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而阿拉伯數字（實源自印度）在1000年左右便進入歐洲，複式簿記約在1300年開始在意大利使用，到了哥倫布訪美洲時已成歐洲的會計標準。同樣重要的是，阿拉伯數字是現代數學/科技的必須工具，很難想像今天仍用古羅馬或古中國數字去做數學演算和分析。
啟蒙運動，是繼文藝復興後，歐洲人對科學和文藝等領域的再次提升，但這個經康德闡釋的啟蒙，與之前的復興有一重大區別。此際歐人已不滿足於現狀，是次變革遂有一定的顛覆性、要破舊立新，如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Reformation）和相對的反宗革（Counter-Reformation）、哲學的理性主義、霍布斯/洛克/盧梭的政治理論、亞當史密夫的經濟理論、文學的白話/寫實/人文主義深化、古典音樂的發展、天文學的太陽中心說、多項科學定律的發現、蒸汽機的發明、工農業的機械化和工廠化、等等，屏棄了羅馬教廷堅持（即被貶為蒙眛）的地球中心說、經院哲學、吃人的禮教、拉丁文、聲樂音樂等的禁忌。緊隨着啟蒙運動，歐洲便進入了澎湃的工商業、政治革命大時代。
歐洲的復興和啟蒙，二者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便是之前的所謂「黑暗時代」（即中古的前半期，500─1000，西羅馬帝國覆亡後的混亂期）。此500年乃歐洲科技和文藝發展的一大斷層，主因是戰亂，次因是基督教會（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威權性。教權在英法等大國中，可算與王權勢均力敵，但在各城邦小國中（佔西歐大半），教權便常凌駕於個別君權之上。故此，任何的文藝和科技發展，必須符合羅馬教廷的準則，一經被定罪為異端邪說，是可以被判處極刑的，遲至啟蒙時期，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的屈膝便是極佳例子。
針對這黑暗，歐洲才有復興和啟蒙。但這樣的黑暗時代在中國是沒有的，儒家思想也好，其他重要諸子思想也好，中國不曾有此長達500年的斷層。百年的元朝，或許有「九儒十丐」之說，但到了元中葉（元仁宗任內），以儒學為主導的科舉取士制度又再恢復，一直維持到清末（1905年）才被取消。
另一個大分別，便是歐洲有一個堅實的科學傳統，就算在黑暗時代，這傳統仍由部分歐洲（如伊比利亞半島、東歐）和周邊的回教地區傳承着。在復興和啟蒙時期，科學家普遍上是受到尊重的（在中國便會被指責為「奇技淫巧」，縱有李約瑟的大作指出古中國之科技實高過歐洲，但不普及、實只是極少數菁英的「武林絕技」），而新發展的工業、科技、和日新月異的日常用品如肥皂、牙膏、眼鏡、手錶、攝影、紙張、等等，皆與歐洲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再加上有如百科全書一類的普及性讀物，故此連一般人對科技都有一個基本認識。
但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差不多所有有能力參予公共討論的菁英，都是科技的門外漢（孫文、魯迅和丁文江等是極少數例外），科技絕少是他們的大專本科或專業，就算是，這些少數人充其量亦只算是新丁，他們對科技的認知，可說是「膚淺、貧乏、混亂」的（周策縱語），知識菁英尚且如此，一般民智便可想而知。當時一個所謂「科玄論戰」，便展示出這些菁英（論戰雙方）對科學/科技、文化/文明的膚淺和混淆認知。
中國的啟蒙、復興、現代化
五四是復興和啟蒙的超濃縮中國版，歐洲人用了前後800多年，中國至今才100年，雖有先例可緩（美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便是），但相信中國的復興和啟蒙，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中國的復/啟次序，剛好與歐洲倒轉，五四是啟蒙在先、復興在後。
五四提倡白話文，它是文言文的顛覆（正如歐洲的拉丁文被取締），而打倒孔家店便是個更大的顛覆（如尼采的《上帝之死》），是一種推倒重來的啟蒙，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便已開始。當時中國的啟蒙推動者，一來可能厭倦「中體西用」拖泥帶水式的改革、而甲午戰敗便是一大醒覺，二來可能見到日本明治維新「即食麵」式的成功例子，便偏激地推出啟蒙、全盤西化、「科學萬能」等口號。
而五四後期的復興者，實是部分人對過分顛覆的顛覆：如提倡新詩的胡適，後來多鍾情於古體詩，更樂於整理國故（但仍是用科學方法）；不少五四文人如梁啟超、魯迅、林語堂、柳詒徵、張君勱、錢穆、錢鍾書等等，他們的寫作實含頗多文言成分，詩作更多用古體（魯迅的70餘首詩作中只有6首是白話）；毛澤東的傳世詩詞，不用說全皆古體；而曾經猛力批孔的人民共和國，現時又正在全球大量興辦孔子學院了。至於有說清代的乾嘉和訓詁學，便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濫觴，此仍似是而非、極牽強之說。
毫無疑問，啟蒙與復興亦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取向，啟蒙者傾左、復興者傾右。啟蒙的激進者視復興為保守、反動，更將五四升級為政治運動，把西方的社會進化論、馬克思/共產主義引入，陳獨秀便是中國共產黨的首任總書記。而這邊廂的復興激進者，便將五四推向國粹和復古的方向，把華文化帶去訓詁、國故、新舊儒家的幽徑中，更吶喊出「科學破產」的口號。1960年代，針對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台灣便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那麼「科學與民主」呢？五四精神至今尚有無餘熱？有無用？若從宏觀的中國現代化去考量，當然有，對科技、文藝、民主的未來提升，更可能是極重要的能量。中國的現代化，正如溫總理所言，尚有一段漫漫長路，鄧小平講的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已做到了，但遊客只須行遠半步，到大都市主要通道旁邊的內街坊里、或到農村去看看，國內的人均GDP現實便一覽無遺，不少地區的民智仍待開發。同志尚須努力、現代化尚未成功！
相對台灣而言，中國內地一直都是五四擁躉，馬共主義者更自視為五四啟蒙的承繼人，改稱五四運動為「五四文化運動」、「新啟蒙運動」，並將5月4日訂為「中國青年節」，對岸的台灣則訂為「文藝節」（在國府遷台前的1944年已訂）。無論是青年節也好、文藝節也好、文藝青年節也好，但望兩岸三地對五四的熱忱能延續下去，確確實實地把五四精神納入華文化的一部分，將五四推廣為全球華人一致共慶的日子，便功德無量。
中國的現代化和真正的五四精神，應該是啟蒙復興並用的，一些落後的物質文明東西，便應除舊迎新，自創或直接引進外國的科技和經驗，而某些非物質的文化東西，應以復興的態度去保育或更新，如儒家思想中的「個人修身哲學」部分。崇洋、西化等詞彙，在這一人一智能手機、資訊以光速傳播的時代已極度過時，這是一個全人類互相學習的新紀元，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出現的新事物，其訊息很快便會傳遞到另一角落，有用的便會有人跟進研究，正如鄧公的實用主義名言：「不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本系列文章：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