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於2014年9月28日發動佔領運動，2019年4月9日判刑。陳健民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本社分享陳健民他在2018年11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學最後一課（思托邦第14講）的內容，將分四篇刊出，本篇為第二篇。
民主理念的啟蒙──魏京生與北京民主牆運動（1979）
讀大學時我本來想思考貧窮問題、社會不均的問題，因為我來自很窮困的家庭，自小從未睡過一張完整的床，大部分時間睡在走廊，或睡半張床，因為另一半放貨物，我家是個小工廠。
我真正第一張完整的床是在大學宿舍，我視之為豪宅，還要是何善衡夫人宿舍，有海景，衝擊很大。
我本來很想思索貧困問題，但最後卻不以此為主，為什麼？因為我在 1979 年至我畢業的 1983年，那四年裏，中國、台灣、香港都發生了一些事情，影響我整個人生方向，以至我讀的書也完全不同。
第一件事在中國大陸，1979年魏京生和一群年輕知識分子，掀動了民主牆運動。他們在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出版民間地下刊物如《沃土》、《探索》等。魏京生當時寫第一張大字報，我作為一個大學生，看得很觸動，標題叫〈第五個現代化〉。
當時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魏京生覺得不足夠，一定要有第五個現代化，就是政治的現代化。試想為何發生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權力不受限制，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可以變成全國災難，所以必須要有第五個現代化。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晚清時討論洋務運動是否足夠，甲午戰爭後，大家認為這種只屬器物層次的現代化，不能救國；接着我們開始談改良主義，改良主義也失敗，在梁啟超、康有為之後人們開始講革命，革命成功之後也不夠，就算建立了所謂共和社會也會倒退，又再說新文化運動，要在文化層次再造。走了一個大圈，我們回到最基本的討論：只說四個現代化怎會足夠？
我讀完之後，作為一個大學生，很同意魏京生這張大字報，接着他再寫第二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張大字報攻擊鄧小平。當時他知道官方要鎮壓了，他說你們現在這麼崇拜鄧小平，說改革開放很好，但如果我們沒有民主體制，他也可能變成另一個獨裁者，所以他問「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結果他被捕。
法庭審判時，有一個人叫劉青，他將整個審判過程抄寫下來；劉青當時跟魏京生意見不同，劉青認為不應該攻擊鄧小平，現在改革開放，最少他願意改革，為何要如此激進？為什麼連他也要打呢？但劉青與魏京生有一個協議，若誰被捕了，我們也要去保護對方；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學會什麼叫做政治寛容 political tolerance，就是意見大可不同，但當你講話的權利受侵犯，我會用我的生命去捍衛你，我從劉青身上學會了。
劉青偷偷地在法庭內抄下整個審判過程，我作為學生讀了整個審判過程，很驚訝，怎可能這樣審判？最記得那個法官說：憲法上說人民民主專政，你魏京生現在要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所以你是特權分子，你超越憲法，所以是特權分子。結果判他入獄十幾二十年，我當時覺得，他說的正是我心中想；他要坐監，我卻在宿舍吃糖水，我覺得他是為我坐牢，十分觸動我，有很多人正在做很多事，大家好像沒感覺，但當我讀到這些文章，我不能沒感覺。
另一個人叫胡平，也影響我很深。胡平是當時北大一個學生，他在民間地下刊物《沃土》中，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論言論自由〉，他亦參選海淀區的地方人大選舉。他是北大學生，我也是一個大學生，見到那邊的大學生寫文章，很完整地討論為何需要保護言論自由，還有膽量去參選，更勝出了，對我來說很觸動。
當時他說了什麼呢？他說的言論自由其實很多人知道，本來不用多談，但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重看當時他這位很「學生哥」的作品，仍然很有意義。他說：
「一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
「什麼是言論自由呢？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通通都要包括。」
「有人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也不允許人們從基本的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權，所以那種針對根本制度的反對意見應該禁止，這又是一個將言論和行動不作區分的典型論調。」
「他說人們可以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包括反對意見，這是憲法本身賦予的。」
這些講法好像在今天香港也很多人不太明白，動輒就不讓同學發言，說你違憲，是嗎？胡平很早已解釋了。但是別說大陸，連香港今日很多人也好像不明白，這篇文章很深刻，因為可以活學活用。
當時我在中大學生會，改革開放後，到中國的第一個交流團就是我辦的，我去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探路，先去中山大學找對口單位，坐火車、轉巴士，走很遠很花時間才到達中山大學。我胡亂叩門詢問，去到外事部，他們就說找團委，即共青團跟我談，好！我坐下等。
當共青團的人出現時，我很詫異，嘩！這人年紀這麼大？（眾笑）不是應跟我們相若嗎？學生不是10幾20歲嗎？找些30、40歲的人跟我談，這算是對口？於是唯有跟他「對口」。
我們討論辦交流團可舉行什麼活動？我提議辯論比賽，兩間「中大」的辯論比賽。對話大概是這樣：
他們問：「什麼是辯論比賽？」
我解釋：「有正反兩方，也有評判，最後評分看誰能勝出。」
「好！有什麼題目呢，同學？」
「不如辯論一下，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眾笑）
「不能搞亂思想搞亂思想！！」
我於是回話：「不要緊，可以這樣，中國同學支持資本主義，香港同學支持共產主義，可以嗎？」
「這樣思想更加亂！」（眾笑）
最後取消了辯論比賽，只准划艇比賽（眾笑），在湖上兩大划艇。
那些年去廣州，不能即日來回，因為沒有高鐵，也沒有什麼港珠澳大橋，所以他們安排我在中山大學留宿一晚，與我同房的另一位賓客，是一位來自湖南的教授。那夜我們談天，說到言論自由的問題，他說國家控制言論是對的，因為有些言論危害社會，我們不應讓有害思想散播；我立即套用胡平的論點來答他，他好像覺得我講得合理，感到很痛苦（眾笑），坐在一旁，想一會又找出一個理由跟我辯論，我又跟他爭辯一次；當時我挑戰他，最後誰去判斷對與錯呢？如果錯在政府呢？政府會否有錯呢？他又呆一呆，我們中國政府會否有錯？
不斷糾纏糾纏，已經凌晨二時，整晚辯論，沒有睡過（眾笑），到最後我出毒招，因為我真的想睡（眾笑）。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在香港往廣州時讀報紙，看到長沙有學生罷課，有學潮，你知道嗎？他呆了一呆說不知道；於是我說：你在湖南來的，發生這件事也不知道，我在香港也知道，你認為這算正常嗎？
他一言不發安靜地走近床邊（眾笑），我估計他整晚呆望天花板，我則睡得很甜。當時胡平給了我很好的「子彈」去同很多人辯論言論自由。這些基本價值，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原來不是；我真的很難過，我以為這些是八十年代才要辯論的事，但今時今日我們在大學也好、整個社會也好，都要重新認識這些，這是一件多麼駭人的事。
民主理念的啟蒙──美麗島事件（1979）
第二件事跟台灣有關，今天有很多從台灣來的朋友，謝謝你們，你們的歷史對我影響非常之大。
先說一件事，當時大學有個講座，綽號「大聲公」的記者陸鏗，帶了一位由台灣來的外籍女士，在中文大學一個小地方演講。這位女士叫艾蓮達，她是美麗島事件總指揮施明德的太太。當時我是學生，聽她演講，很驚詫，為什麼呢？她身上穿戴絲帶，更寫了她的名字在絲帶上，八十年代初的香港我們沒有選舉，沒有遇上過這類政治人物。
她在台上講民主，談到某件事時，她身邊的陸鏗，突然大力拍打枱面，然後二人突然吵起來。陸鏗向她說，你說民主可以，但講台獨絕不容許，呯的一聲便吵了起來；我身為學生，目瞪口呆，為何兩位嘉賓突然吵架更扭作一團，我才知道台灣正值多事之秋，異見者跟政府抗爭，但一觸碰到獨立問題，他們的民主運動陣營即時在我眼前分裂一次。
我即時回家尋找雜誌細閱，當時《七十年代》等雜誌有些文章講台灣，為何艾蓮達會跑來香港，原來是流亡。1979 年，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一群知識分子辦了一報社叫美麗島，其實是通過報社結社結黨，只因當時不能組黨，便利用報社聚集反對派；這些「黨外人士」於世界人權日舉辦遊行，集會遊行過程中被攻擊，那時都有「愛字頭」的，他們遭「平頭裝」衝擊，警察用大光燈照着他們，弄得現場氣氛很緊張，然後警察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大搜捕開始。這群人其中八位領袖，要面對軍事法庭審訊。
有一張在軍事法庭的相片影響我一生，相片中兩位人士我特別深刻，一位是施明德，他站在中間，嘴角微微在笑；大家都知道這是軍事法庭，政府準備判他死刑，他嘴角微彎、帶着嘲笑面對法庭。
另一位令我最深印象的是黃信介，為何會深刻？他當時有一件大衣放在手臂上，很有知識分子的味道，我當時見到，連知識分子都要站在最前，生死關頭，凜然面對審判，這張照片對我人生的影響很深。
其後因為美國與國際媒體的壓力，最後施明德被判終身監禁，其他人判12年、15年等等，他們的辯護律師便是陳水扁這群人。在遙遠的台灣發生了大事，正值我大學一年級，影響我很深。
民主理念的啟蒙──香港前途問題
香港又發生什麼事？由我 1979 年入讀大學到畢業，就是整個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日子，當時我們同學及學生會的朋友中間有辯論，那時學生會主要是民主回歸派。
時下年輕人不理解，為何你們接受民主回歸？要知道，當時根本沒有空間去討論自決、港獨，連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也不可以；以當時的時空而言，民主回歸是較先進的想法。
當時縱使我是一個頗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我既然帶第一團交流團去中國，我有相當的民族主義，但要將一班人送給共產政權，我很不舒服，若他們會被逼害，為何就因為民族主義而要回歸？
我思考民族主義有什麼價值，它根本不是什麼價值，民族主義在某些歷史時空，可以跟某些價值結合，例如印度爭取獨立過程中，他們講民主、人權，南非也是一樣。但某些時候，民族主義可以抑壓人類很多價值，例如你看潘霍華，他所處的德國，不是叫人愛國嗎？整個教會也愛國，但抑壓人類很重要的價值。
潘霍華說 “I pray for the defeat of my nation”，他祈禱自己的國家 “PK”，希望自己的國家打敗仗。在他的價值中，民族主義不是什麼，有更高的指導原則、價值的原則。我當時為此事很掙扎，即使我很關心中國都好，為何我就要這樣接受回歸？
所以當時我在代表會，提出了一個議案，陳耀華也在場，當時他跟我一起做代表會。那議案是我跟他一起討論的，我們的議案是什麼呢？就是有些地方歷史上曾經屬於中國，不代表永遠也屬於中國。若按此邏輯，韓國豈非要回歸中國？越南豈非要回歸中國？有些地方大部分是華人，也不一定屬於中國，若是如此，新加坡是否要回歸中國？
我認為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學生會不應該有既定立場，要諮詢同學，甚至在大學裏公投，由同學決定，這是我當時提出的議案。即使在大學的全民投票，我可能會支持民主回歸，但是我覺得當時為什麼不讓同學參與表態？
議案最終被否決，但這不重要，最重要是當時我開始思考很多，民族主義究竟是什麼？它究竟有什麼意義？在人類不同歷史階段中，為什麼我們要將愛國放在那麼高的層次？這是我在大學生活裏思考很多的問題。
這封信是當時總理趙紫陽給港大同學的回信，他說什麼？他說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戴耀廷後來做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學生代表，說不定也受到這封信的感染。
兩岸三地同一時間發生這些事情，令我人生開始找到自己的路向，這些就是我應該關心的問題。為了香港回歸後人權自由得到保障，我們一定要爭取民主，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做這件事情，我將來要留在香港，也是為了這件事情，保障香港的人權自由不要受損，我們要爭取普選。
人生志業的啟蒙──Juan J. Linz
我在社區工作了幾年，也當過兩個候選人的助選經理等等，最終我出國讀書，去了耶魯大學。初時我未很確定，具體將來做什麼，有一個很大概的方向，但將來會做一個學者，還是從政呢？即究竟是 science as a vocation，還是 politics as vocation 呢？就是 Max Weber 問的這個問題，我的人生志業究竟做學術還是政治？我不知道，但當時在想，有很多政治家出身於耶魯大學，就算我最後不做學術，我從這家學校出身，可能有助參選（眾笑），所以選擇了耶魯大學。
在耶魯一年之後，我就很確定我的方向，因為當時遇到一位教授，深深觸動我。他名叫 Juan J. Linz，他是一個西班牙人，研究西班牙的民主化，一個響噹噹的名字，而我覺得西班牙民主化進程是我的理想，我希望能在中國出現。
西班牙經歷過很慘烈的內戰，最後在七十年代中期，西班牙人通過一個很和平的方式，成功民主化，當時建制內外的温和力量互動，大家把體制內很保守的人壓下來，也把當時社會上很激進的，主要是共產黨，也壓下來，找到一條中間路向，將國家帶向民主。
讀中國歷史，我們長年以來都在革命的怪圈裏兜兜轉轉，不能擺脫，每次革命後，總換上另一個專制朝代，如何能走出這怪圈呢？
我想跟 Juan Linz 去研究民主化理論，特別是有關西班牙的民主化，才發現這位老師在研究民主化理論中，是手執牛耳、名滿天下的幾位學者之一。
Juan Linz 有好幾個很重要的貢獻，其一是將不同政體分類。我們現在叫很討厭的政權作「極權」、「專制」等等，但他認為要很小心，極權（totalitarianism）和威權（authoritarianism）不同，政權分類要注意標準，有不同向度，看社會中的多元化程度，例如經濟、社會、政治是否多元化，有沒有一套固定的意識形態，領袖從什麼渠道往上爬等等，他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去量度。
為何要那麼辛苦去做呢？他的研究指出，好些社會並非極權，只是威權社會。極權社會的例子，他認為正是納粹德國、史太林統治下的蘇聯等，後來我跟他多番討論後，他也認為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也應算是極權社會，其他的都是威權。極權和威權很不一樣，政權邁向民主時，成功的可能性，或民主化後會否倒台或走回頭路，都有差別，所以一定要知道政權的起點，才知道怎樣做才能成功民主化，不詳細說了，可以講一個學期的。
第二個貢獻，就是他開課教授的 transition regime，談民主化理論，談一些政權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他基本上覺得極權社會不能走到民主。但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如此有名的學者，在我去讀書的時期 1988 年，完全沒有察覺東歐共產主義政權會於明年瓦解，未預計會有「蘇東波」，即蘇聯同東歐的風波，即使這麼大學問的學者當時也不察覺，覺得共產政權不會倒。
有時我很同情我的師兄師姐，在我們學系，平均需要十年時間完成一個博士學位，師兄師姐的論文可能已經寫到尾段，解釋為何這些政權如此穩定（眾笑），差不多要交論文時它倒下了！（眾笑）
當頭棒喝，原來你是不知道的！就像賊人半夜潛入你房子，你是不知道的，當政權強勢時，就連頂尖學者都看不透。所以他後來苦思，本來以「極權」和「專制」劃分，認為極權不會倒下，不會轉向民主化，但結果並非如此，就像波蘭、匈牙利、捷克，蘇聯也變。後來他再研究，發現極權社會經過一個自由化過程，已經不算極權社會，而是後極權社會（post-totalitarianism），譬如你看匈牙利，未崩潰之前，經濟上已經非常自由化；波蘭的農村從來是合作社為主，經濟命脈不是國家控制，而且教會長期存在，90% 波蘭人是天主教徒，所以慢慢重新認識多一點，分類會多一點，想得更複雜。
他有另一課講 conditions of democracy，從專制穩定地過渡到民主，需要一些條件，這些條件不只能幫助其過渡，還能幫助民主體制建立後不會崩潰，就算最後有民主的話仍然要深化民主。
他提出五種條件，第一是公民社會，第二是法治，第三是政治社會，基本上就是要有反對黨出現，再說就是市場，最後是行政有效而廉潔的單位。如果你具備這些條件，就能夠很順利地民主化；但若然社會裏的這些條件很薄弱的話，就算來一場革命，建立了民主體制，也很容易倒下，會崩潰。所以有時候你覺得自己並不是在做一些有關民主的事情，但只要你向着這些條件去做，你在鋪墊民主的基礎。
Juan Linz 的著作十分苦澀，他矮矮胖胖，上課時會拿着兩疊書，很多都是硬皮封面，30本書放在桌子上，從來不讓學生幫助他。課堂中談到例如德國，他就會拿起一本書，朗讀內容，讀德文，大家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眾笑），我們互相對望又覺得頗有趣。我們覺得 Juan Linz 是一部會走路的百科全書，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寫論文用了十年時間也還未寫完，已經寫了800頁紙，他的老師是 Seymour Martin Lipset，美國的政治社會學之父，他覺得很不耐煩，對 Juan 說：「你的論文夠了！不能再寫下去了！」就把它搶走，讓同學幫他整理過後就遞交了（眾笑），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最長的博士論文，有800頁，所以他經常批評我的論文只有400頁（眾笑）。
這個人寫文章很麻煩，由於他的文章太冗長太嘮叨，很多書出版不了，期刊刊登不了，只好將大部分文字壓縮在註釋，一頁紙正文只有三、四行或四、五行，其他就是註釋（眾笑），大部分內容要在字型十號的註釋裏讀（眾笑）。我們作為他學生，情況較好，他會把文章派給我們，可以直接讀。
他很多文章沒有刊登，但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學問。耶魯大學有一些活動會叫教授坐下來，一路吃三文治一路分享他為什麼會成為學者，我很記得那次分享，他拿出一本小書，對同學說：我一生人就是寫了這本書，大家都清楚我寫了很多文章，但最終未能出版，耶魯大學也給予他最高地位的教授頭銜。
耶魯大學最高地位的教授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就是 Sterling Professor，他說我就只寫了這本書，這種事情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都不會發生，這個人一定拿不到終身教席（眾笑）；上帝也拿不到，上帝也只寫了一本聖經（眾笑）。
他就是拿着這本書跟同學說：你們要用心做好你覺得有意義的事，寫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不需理會太多，我一生人就是這樣。
到了他晚年，他的合作夥伴才整理、刪節他的文章，投稿到期刊刊登；他過世之後，我們學生把他的文章結集，出版了一系列書籍，都是我們上課讀的文章。在美國學界，你可以接受這麼一個人，大家都公認他有學問，即使他看起來很少著作在期刊或頂尖期刊中刊登過，也可以成為頂級教授，令我印象很深刻。
談他學問的厲害，還要講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Alfred Stepan 著）這本書，此書是他的合作夥伴所寫，當時他到巴西訪問一個軍頭，那位軍頭是將巴西民主化的軍政府首領；他問對方為什麼會放權，軍頭說，是因為我讀了 Juan Linz 的文章，所以覺得巴西這樣專制下去沒有前途，他的文章可以影響現實政治。
你覺很奇怪嗎？今時今日，梁振英、林鄭月娥，應該不會讀我們的文章（眾笑），何況習近平。但因為巴西軍政府取得權力後，錢多資源多，要發展現代軍備時，發現要用電腦控制飛彈，他們不懂，所以聘請很多大學生，結果巴西軍隊成為全巴西政府官員學歷最高的部門，吸引很多知識分子加入，知識分子會讀這些文章；軍頭有機會接觸到，後來就覺得，我只要安守本分做個軍人就行，會受到尊重，為什麼要與諸如秘密警察去爭權？這群比較開明的軍頭，最後放權，有如此一個背景。你看，Juan Linz 可以影響現實政治。
我們作為他的學生，特別感謝他，不只因他有豐富的學問，可以影響現實政治，他很珍惜我們每位學生，深刻地影響我們。剛剛談到，上課時他不讓我們碰他的書，他講課其實頗沉悶，很重德國口音；他講課經常超時，下課後還要繼續講半個小時，有些同學趕着下一課，投訴每次都聽不到他最後半小時的講課，很不公平。美國人時常說：”It’s not fair, right?”他說沒有問題，我以後提早半個小時上課（眾笑），然後他真的提早半個小時講課；到下課鐘聲響起，他又繼續多講半個小時（眾笑），那些同學始終聽不到最後半小時的課。
每次講課後，門外總會有一群博士生等候他，跟他一起吃飯，吃飯時討論博士論文。他晚年時曾經來亞洲出席會議，特地來香港和澳門一星期，當時我正在寫博士論文，正處於一個很低潮的時候，他特意前來香港澳門，我帶他和他妻子遊玩，每天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他都和我討論論文，其他時間帶他們去遊玩。在耶魯時，我們在他家中討論文章、討論設計問卷的時候，他的妻子都會為我們準備早餐、午餐、茶點，有一天，我在他家中吃了三餐。
Juan Linz 沒有子女，視我們如己出，這位老師成為我的榜樣。一個人認真做學問，好好地關心學生，是會有影響力的，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他影響了我的人生志業。
我作了選擇，我要成為一個學者，希望好好地參與社會，影響社會。
當然還有其他老師，Deborah Davis 是中國研究的專家，我的論文導師，她對我的人生影響也很大，給我很多支持，因為時間有限，就不詳細介紹了。
我學成歸來是 1992 年，正值香港移民潮最高峰。1992、1993 年，數以十萬計香港人移民離開，我逆流回來，抵港飛機乘客較少，離港飛機上的人較多。
我覺得自己路向很清楚，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是中國問題，我閱讀了很多、學習了很多，有關民主需要的社會基礎，我需要為中國民主化做事。Juan Linz 所言的民主社會五項基礎當中，我作為社會學家，加上過往工作經驗，認為自己最勝任的，就是公民社會。
所以，我決心用一生的力量，在中國內，只談「公民社會」四個字，令人明白什麼是「公民社會」，它有什麼意義，20、30年只做一件事，在中國談「公民社會」。結果，我在中國用了20年時間，從研究到培訓 NGO、出版刊物、成立基金會，或讓基金會撥款給 NGO，最後覺得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環境，開始同政府合作等等。
目標是長遠的中國民主化，我覺得那一天不會這麼快到來，我只是在鋪墊基礎。香港又能做什麼呢？
如果以民主化五個社會條件來說，香港完全、充分地具備民主化的條件，沒有一個國家地區在民主化前像香港一樣，已經有活躍的公民社會、有法治、有反對黨的存在、公務員相當有效率、廉潔、已經有市場，已具備很多條件，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在民主化時，無論是200年前、300年前、或100年前都沒有，所以有人說香港沒有足夠條件，不夠成熟，廢話，這些人不用理會，胡說八道。歷史上沒有社會、國家在民主化前，像我們具備充足條件。
所以我們要做的，當然希望香港能夠爭取到普選，但大部分時間我都在中國，下班後便坐火車到深圳，接着跳上和諧號第五卡餐卡，不管什麼車票，點一杯很貴很難喝的咖啡，一定會有座位；然後到廣州的大學講課，或到 NGO 開會，但每逢香港有政改，我都回來參與，平日寫文章解釋為何需要民主。
這是我人生的志業：在中國，鋪墊民主化社會的基礎；在香港，爭取雙普選。
思考民主的社會基礎之時，Democracy in America（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這本書談美國最初期的民主運動，為何這麼成功，不限於選舉制度，他說是源自”habits of the heart”，是因為人心靈的習慣；他所說的是民風，大家不會自私，因為當時很受清教徒影響，會重視公共利益，他們生活簡樸，走中庸之道。
書亦提到，很多人會先參加社團，才會再去參與政治，所以 Democracy in America 對於走公民社會路線的人有很深影響。
另一個人是 Habermas，他談「公共領域」，指出十七、十八世紀民主思潮出現，著眼點不只選舉政治。首先，社會出現了一些空間，讓人理性對話，這些空間是什麼呢？他所說的是英國的咖啡館、法國巴黎的沙龍、德國的 table societies，他所說的是當時的報紙，那時報紙主要收集經濟資訊；慢慢通過這些渠道，當時的中產階級，主要是商人們，開始討論政治。你要徵稅，但不給予普選權，為何我要繳稅？於是他們就在報章討論。還有文學雜誌，當你討論文學時，同時在進行社會批判。Habermas 認為這些空間全部都是民主的基礎，通過這些空間才有力量去爭取民主，這理論告訴我，建立社會基礎時，公共領域對公民社會很重要。
陳健民：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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