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於2014年9月28日發動佔領運動，今天判刑。陳健民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本社分享陳健民他在2018年11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學最後一課（思托邦第14講）的內容，將分四篇刊出，本篇為第一篇。
教書20多年，我認為自己在講壇上算得上瀟灑，但是今天我第一次緊張。剛才腦海一片空白，不知道今晚要說什麼，因為很激動，見到很多同學，舊的、新的，也見到很多朋友，特別在佔中路上的夥伴，十分多謝你們來到支持我，所以很激動。
我要說幾句普通話，特別要感謝一些從外地來的朋友，今天大概有七、八位朋友從台灣飛過來，明天早上還要趕回去上學，還有一部分從大陸來的朋友，還有從澳洲來的朋友，都是為了今天晚上，所以特別感謝你們。
今天很多人到來，除了想聽我最後一課，相信亦有很多人想藉此機會，表達對「雨傘運動」的支持；我亦藉此機會想說，場內有幾位佔中組織者，下星期一要面對審判，我想大家向他們致意（掌聲響起），戴耀廷、朱耀明牧師、張秀賢、陳淑莊、邵家臻、黃浩銘。
特別跟戴耀廷和朱耀明牧師走過一段很長的路，我真切見到他們的無私。多謝你們。（掌聲）
特別要感謝我的外母，她80多歲，支持這個運動（掌聲），佔領期間，我在金鐘睡了幾十天，她天天熬湯給我喝，還到金鐘派單張。80多歲，最厲害是由始至終她沒有一句埋怨我給她女兒那麼大壓力。有其母必有其女，她的女兒也很堅強，十分感謝我太太（掌聲）。
非常感謝能為我辦這次演講，保松第一次送花，我學生都是第一次送花，我作為男人第一次收到兩束花，很驚訝。我星期一開始受審，天天也要上法庭，審訊一直到12月底，接着我們要等宣判，結果非常不確定，因為我們看不清準則，哪些人要坐牢或不用坐牢。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我寧願輕身上路，不想為同學或家人帶來太多混亂，所以我已經向大學請辭，大學亦批准我在 2019年1月1日提早退休，但因為我們要上法庭，這是我在校園的最後三天，所以正是時候向大家告別。
離別時刻，坦白說我沒有怨恨，也沒有悲哀，只能說我今天很感動，超出自己的想像。以我一個在佔領期間都很冷靜的人，今天是第一次比較激動，這時刻我只有感恩，我十分感激可以在這裏讀書，我感激這地方給我機會，教導眾多學生並參與社會，所以我現在只有感激的心。（哽咽、掌聲）
今天我很想感激一些曾啟蒙我的書和人，特別給同學和朋友分享，這些書和人都在我讀大學那幾年對我影響深遠，我很想藉此機會向啟蒙者致敬。
我1979年來中文大學讀書，走過如此漫長的路，談啟蒙我的書和人，或會有點走馬看花。但每一本書、每一個人，真的在我人生裏有如一盞燈，帶領我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往前走，特別是走上爭取民主的路。究竟什麼事、什麼人、什麼書，使我認為自己可以全情投入？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
社會意識的啟蒙──金禧事件
第一件事。在我唸中學預科時，香港發生了一件事情，成為我人生一個轉捩點。那事件叫做「金禧事件」。學校門前，有一位已畢業的師兄在派單張，他對我說：「陳健民，你是學生會會長，現在為了金禧事件，我們在罷課，你要為這件事表態。」
我說：「表態？我只是中學生！」拿着單張要我表態，我真的不懂。
那時候是七十年代，我這類人不易入大學，我的中學，文組有一個入大學，理組也有一個能入大學，讀書好的不會搞學生會，無機會入大學的就去做學生會，我做學生會還當會長，即是最難考入大學的一個。
表態？我回學校問校長，說校外有位師兄派單張，說有一件金禧事件要我表態，是什麼一回事。校長說：「你不用理會，這些人搞事、搞亂香港。」
「搞亂香港」，是否很耳熟？（眾笑）我回去再細想，不可能吧，我們一年才有一人考入中文大學，我們只考中文大學，那年代我們不敢考港大。那年代考得上大學的，我們視為英雄，他怎可能會搞亂香港呢？我感到不很舒服，拿着單張開始細看，原來那個星期日維園有集會，我於是想，是否要參加集會，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但是那時我怎麼夠膽參加政治集會？特別我家家教，自小教導，千萬不要理會外間的事。
我不敢去，但查看報紙，發現當天原來有繪畫寫生比賽，我就帶着兩個弟弟跟媽媽說，我帶他們兩個去維園參加寫生比賽（眾笑）。我就把他們安頓在草坡，起了草稿，叫他們別亂走自己畫，然後自己就跑去參加我人生第一次集會；你不要說我什麼，這兩個弟弟後來修讀藝術和設計（眾大笑、鼓掌），完全是那一次我啟蒙了他們（眾笑）。
我就坐在維園涼亭內聽演講，一直聽，感到台上說話的人很有道理，當時我其實不知他們是誰，很多年後才知道那個人叫司徒華，但當時卻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搞罷課的人就在坐這裏，黃顯華教授（掌聲），他後來成為了我們的大學教授，這些人當時我全不認識。
當晚我徹夜未眠，為何會這樣？對當時的我而言，諗完中學就要準備找工作，我感到很迷惘，不知做什麼才好。我又發覺這樣一件事我也無法判斷，為何校長說他們搞亂社會，但我又覺得他們的話很合理，他們只要求學校更加透明公開，為何不可以呢？
我很少失眠，那一晚再三思量，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認為，若我這樣就踏足社會，何以面對我的人生？那一晚我作出一個決定：我要入大學（眾笑），啊，做決定很重要的（眾笑）。我就此考入大學了，有位中學同學，當時看到我的高考成績，說全班同學要夾錢覆核我的考卷（眾笑），他說不可能的，平日中下游的人忽然取得幾個 A，難以置信，其實是自己覺得需要讀書，金禧事件影響我很深遠。
為何我要讀社會學，因為我不了解社會，所以讀社會學；其實我不知道社會學是什麼，但因為不了解社會就讀社會學。最重要我覺得讀書能夠培養獨立思考能力，這是我入大學前給自己很清晰的目標。
所以這件事影響我人生真的很深遠，亦可見到社會運動對我影響如此深，以至我最後研究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意義，不只在於能否即時改變制度，原來連一個旁觀者也可影響深遠，黃顯華也不會知道。
想深一層，是否單單一個社會運動影響我？不是，社會運動很重要，另一件事也很重要，是信仰的啟蒙。
信仰的啟蒙──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
中學時我開始有信仰，常常問道：究竟我在世界上要做什麼？我怎樣過這一生才算有意義？當時與上帝或上天有接觸之後，我覺得，若我走一條對的路，我會有力量。為何金禧事件出現時會有這麼大的觸動，因為有個問題一直困擾我：到底一生應怎麼過？
我問自己，我只懂一件事，就是繪畫，我當時正思考是否要以繪畫為業；我很認真，真的走到重慶大廈樓下，從前沒有那麼多咖喱店，那裏眾多人在畫「行畫」，即是夕陽、有椰樹那些東西。我問他收不收學徒，工資多少？後來中學老師說，他們繪畫很機械化，你以後也不會學懂繪畫。我就很害怕，因為我很喜歡繪畫，若不繪畫，還可以做什麼？所以一直感到困擾，我開始對自己的人生有要求，覺得我要過有意義的人生。就是我目睹金禧事件時被觸動的深層原因。
很多人問我，究竟你是什麼宗教信仰？佔中另外「二子」都是基督徒，我跟他們相處這麼久，他們讓我看見宗教信仰如何體現於生命，所以很多人也認定我是基督徒。但有一次，大陸有些朋友專程送我一串佛珠，因為他們見到我第一次被捕時，帶着一本佛經進入警署，其實那是弘一大師的傳記。
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被學生問了很多年，我經常不回答。
我只能說，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
為何這樣說？正如我所講，宗教問題對我很重要，令我對社會敏感。入讀大學，我覺得首先要處理的就是宗教問題。我不停苦思，每次返教會，坐車會忘記下車，要坐回頭，因為腦海經常沉思宗教問題，特別開始讀哲學時，我副修哲學，很多理性問題經常困擾我。
譬如說上帝是否存在？你能否證明衪？究竟罪是什麼？如果伊甸園的蛇也是上帝做的，罪的本質是什麼？是否《聖經》內說的就是罪呢？究竟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呢？如果有些人說你有罪是因為你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跟上帝的全能全知有否衝突呢？這些全是我們讀哲學的人，一定經常碰到的問題。我不斷搜索枯腸地思考，我讀社會學很清楚，知道不同文化的人，接觸基督教的機會不一樣；就算同一個社會中，不同群體去接觸的機會也不一樣；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同宗教，也一樣有很多神蹟奇事；同樣很多人通過他們的宗教受感召去實踐，為這個世界行公義、好憐憫，不只限於基督教。
這些問題在我腦海不斷掙扎，掙扎一天不完，我無法行動。大學第一第二年，我思考很多這類問題，不斷讀書，最後讓我碰上一些書，深深影響我一生。
第一本就是《生命的悲劇意識》，烏納穆諾寫的一本書（Tragic Senses of Life, by Miguel de Unamuno）。準備這次演講時，我找出這本在大學影響我很深的書，我仍保存，幾十年來都在身邊。我還記得，讀完這本書後，我總結了三件事。
我試圖用很多方法去理解我的信仰，最後這本書告訴我，人的理性很局限；有些經歷你很深刻，譬如說宗教經驗，但是當你想去證明它或嘗試告訴人，你發覺就算從很嚴謹的哲學角度，也不能言說；嘗試用理性去證明，很多時候也徒勞無功。所以我第一個教訓，當時寫在書邊：「人以為信仰不能自足，而求諸理性，但理性反過來否定信仰。」這是我當時寫在書邊的想法。
第二項，很多人很難接受，而我最後非常接受。我經常說，也是這本書講的，「我信什麼」其實只反映「我渴望什麼」。你說你信什麼東西，其實很難找出一個理性基礎；反映更深的，其實是我很「渴望」相信一些什麼，就是你「願意」相信什麼。烏納穆諾說，信仰的本質，其實是一個意志問題，而非一個理智問題。為什麼我們對上帝有渴望，是因為人類受苦；我們見到美好的事稍縱即逝，你看見所愛的人，可能一下子離開這個世界，你想重聚；你看見這個世界，公義有時不能得到伸張；你有些渴望，渴望永恆，渴望其他可能性，渴望來生、渴望天堂，其實反映人在這世上受苦，故有渴望。
多年來沒有跟學生說過，對我來說，所謂「我相信」其實是「我渴望」，你渴望就會見到，就是如此。
第三項我學會的，就是宗教態度和形式的問題。書中有一句很觸動我，烏納穆諾說，有些人坐在教堂內很形式主義，心不在焉，打瞌睡或什麼也好；另一些人跪在異教的偶像前誠心懺悔，這位神學家烏納穆諾說，其實是前者在拜偶像，後者在崇拜上帝。對他來說，什麼宗教形式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態度。
這說法深深觸動我這個讀社會學的人，因此我說我是「一個有信仰但沒宗教的人」，可能對很多人而言，這種信仰方式很不確定，但對我來說反而會安心立命；你跟我說那些很絕對的真理，對不起，我會感到很不舒服，反而你跟我說其實我們很不確定，我們所知的很少，我們很渺小，反而用這種方式我能安頓自己。
所以我很感謝，大學一年級時首先遇到這本書；第二本書於宗教上影響我很深，是潘霍華的《獄中書簡》。我記得當時在什麼道聲書局，常常買這類書來讀，翻來翻去愈覺沉悶，重重複複盡是那些宗教語言，直至我意外買了《獄中書簡》。
宗教信仰的啟蒙──潘霍華《獄中書簡》
潘霍華是二次大戰時一位德國牧師，他有別於整個德國教會；德國教會當年站在希特拉一方，基本上只有他與一小撮人跟整個教會對抗。這是他作品關注的問題：
「基督徒必須投入現世去實踐信仰，教會必須放棄自己的舒適和特權，敢於實踐有別於世俗的價值觀，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
看到這裏我感受很深，教會是否真的膽敢與社會主流價值觀不一樣？我覺得不是，我看見今時今日的教會，與社會主流價值非常融合。
潘霍華時常問一個問題，在這時空下，誰才是耶穌？即是說如果何君堯作為一位基督徒，他說「殺無赦」另一位基督徒戴耀廷，潘霍華會問，如果耶穌在這世上，兩位誰是耶穌呢？究竟是何君堯，還是戴耀廷？
他常追問這類問題，希望信仰不是抽象的東西，你要在一種現世的脈絡中，追問信仰的意義。這麼多人在眼前，到底誰能活出耶穌基督呢？他不接受屬世、屬靈全分開，然後凝望上天，不關注地上的事。這是他的宗教觀：
“Every Christian must be fully human by bringing God into his whole life, not merely into some spiritual realm.”
只可惜潘霍華寫完《獄中書簡》後便死去，他將來要寫的書的大綱，全都寫在書內，對我很大啟發，但沒有寫出來。
佔中後，我們被捕準備受審，曾跟黃浩銘傾談，他曾經坐牢，知道坐牢的情況，他說可以帶六本書坐牢，於是我很焦急去訂書（眾笑）。讀書人很煩，第一件事就問，坐牢可否讀書？可以的，我便去訂了一堆書，準備獄中閱讀，我訂的第一本便是《潘霍華傳》（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by Eric Metaxas），怎料我尚未入獄，這兩個月時間，已經讀畢整整六百頁傳記（眾笑），現在要多訂一本，要想想訂哪本。
第一本最急要讀，正因為大學時期，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影響了我。潘霍華一生念茲在茲，是一件事：「我要真教會」，不是「我要真普選」（眾笑）。他覺得當時整個德國教會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站在希特拉一方完全錯誤。
你會問，何解會這樣，當時就是這樣，整個主流德國教會站在希特拉一方。他說，如果你乘搭火車但去錯方向，在車廂的通道回頭跑是徒勞的。上錯火車很糟糕，他寧願跟教會分裂，和另外一些人創辦了自己的信仰群體。
他時常問什麼是「真教會」，信仰不應拘泥於教堂、儀式、牧師等事情，他覺得「真教會」當時的關鍵是猶太人問題：你是否站在猶太人一方，當猶太人被逼害時，究竟基督教會態度如何？
他的講法，就算猶太人不信耶穌，猶太人的確不信耶穌，只當耶穌是先知，不是上帝的兒子，但猶太人仍是教會一部分，你如果不能在這時空保護猶太人，根本不能實踐信仰在現世的意義，這是對教會最重要的試驗，可想而知當時他跟教會衝突之大。
書中描述，潘霍華身體力行到最後一步，甚至參與計劃刺殺希特拉，牧師不是應跟朱耀明一樣「愛與和平」嗎（眾笑）？通常都是「左膠」。他甚至去當雙重間諜，一方面和一班將領參與籌劃刺殺希特拉，另一方面又協助秘密警察刺探教會，其實是保護自己免得被捕，可以繼續做地下工作。他忍辱負重也要做，因為他認為殺掉希特拉，就是上帝叫他做的事，試想想，一位牧師可以如此。
希特拉一位將領與他們合謀，準備在一次會議中炸死希特拉，那位將領在會議室放炸彈，很多人死了，但希特拉無恙，因為會議室桌子兩邊，有很大塊鐵板架在枱面。希特拉下午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說我是上帝揀選的，所以炸不死；接着德國教會發聲明，內容指希特拉就是上帝揀選的，可以想像教會也能錯到這地步。今日大家看見教會的走向，一點不奇怪，教會可以錯得離譜。
潘霍華很厲害，若我是他，會感到很沮喪；我很佩服他，一個惡魔在爆炸中死不去，他仍然保持信心。
我認為，希特拉當時若被炸死，只會有第二個希特拉，因為納粹黨當時之勢尚未下落，納粹黨會說這是攻擊我們的陰謀詭計，只會順理成章換上另一個希特拉。
各位朋友，時間不是我們能掌握的，我們只能做你認為對的事，好像最後待納粹德國戰敗之後，才能真真正正摧毀納粹主義，連帶摧毀德國那種極端民族主義。凡事也有定時，亦毋須簡單地想，為何我們的行動沒有成果？為什麼壞蛋仍在揚威耀武呢？凡事有定時。
德國戰敗之前，希特拉把潘霍華送上了絞刑台處死，臨死前他說 ‘This is the end. 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 當時在獄中的醫生說，從未遇過一個人對上帝如此信服；另一位美國戰俘則說，一生所見最有品德的人就是潘霍華。
潘霍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生追問什麼才稱得上教會。最後他甚至提出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的概念，即是我不需要有一種宗教，但能否仍然有基督信仰呢？這些書籍對我影響深遠，在教會中我感到很不舒服，目睹很多人把自己的信仰收藏於細小的盒子中。他們會認為，考試成績不好要問上帝、失戀又問上帝，但對於社會上的事、歷史的事，他們從來不認為上帝在當中有任何角色。我認為教會將整個信仰收窄至如此私人的領域，令我非常不舒服，亦與我個人所想，信仰的實踐方式，有很大衝突。
所以我讀潘霍華，感到終於找到一種在教會內能認同的聲音。記得有一次在教會牧師講道後，我上前跟他說：牧師！牧師！你今天講道，拼命說什麼三位一體那些，其實為何要講？我想告訴你，很多人睡着了，睡得很甜，為何經常談這些？你可否講些東西與我們生活或社會有關？
他帶我到演講台上，在台上寫了幾句，說我們只會傳播最純正的真理；對我來說，純正的真理若是如此，我寧願不聽，我認為信仰應該有生命力的，所以當我遇上潘霍華這本書時，非常觸動我。
兩位將信仰與社區結合的牧者
當時的香港教會內，也有兩位牧師的演講很觸動我，一位是盧龍光牧師、另一位是朱耀明牧師，我大學時期就是聽這兩位牧師的演講，聽他們如何將信仰實踐於社區。兩位牧師都在柴灣，當時港島區最窮地區，有很多寮屋木屋，他們在這區實踐自己的信仰，我被兩位觸動了。
盧龍光牧師和朱耀明牧師影響我亦很深遠，我大學畢業第一份工，是到盧龍光牧師的地區中心工作。我記得見工時他問我是否基督徒，他中心內每個人都是基督徒；我答他，在我認知中，一個基督徒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你能否接受？（眾笑）牧師說：OK 啦！（眾大笑）就聘用了我。
我當時是他們中心唯一沒有返教會的一個所謂基督徒，我是答潘霍華的答案 To be fully human，其實他看見我大學畢業時那份功課，已能成為他們爭取興建東區醫院的理性數據基礎，盧龍光牧師可能不太理會我答什麼，就決定聘請我。我很多謝他，他給我一個機會在社區實踐。
宗教信仰的啟蒙──朱耀明牧師和他老師的書單
但影響我更深一定是朱耀明牧師。朱耀明牧師跟我走過很多路，由當時爭取興建東區醫院，跟我們一起做有關愛滋病人的工作；接着2002年成立民主發展網絡，開始爭取雙普選，當年的人不知道我們說什麼；接着2003年七一遊行 ，再接下去到政改，以至佔領。
我感覺牧師常扮演一個角色，好像上天的召喚都通過牧師，牧師將我的人生全部打亂。我當時打算獲得終身聘用之後，升任正教授才參與社會，他完全不會讓我按計劃去做（眾笑），不斷打電話來叫我出來出來；但我很感謝他，若非有人催促你，我按自己所謂人生計劃去做，不一定能最好地運用我的生命，所以我很多謝牧師。
朱耀明牧師為何可以如此有生命力，運用信仰在社會上許多事？我問牧師，你受過什麼神學訓練？他在台灣諗神學院，那裏對他人生當然有很大影響，首先是認識了師母。第二，他的老師是周聯華牧師，我問他，周聯華牧師給你什麼書單，就是他讀大學神學院第一年暑期要讀的書。
你看，不只要讀一些宗教、基督教的書，他讀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又是這一本；《甘地傳》，無關基督徒也可以讀；《史懷哲傳》，史懷哲是一個傳教士，到非洲行醫，實踐自己信仰；《貝多芬傳》，這些使牧師有強韌力量和強大信念。我相信，周聯華牧師通過這些作品和他自己，去影響朱耀明牧師的生命，牧師再影響很多人的生命，所以，多謝你牧師。（眾鼓掌）
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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