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已18年，一國的融合卻日益被所謂的兩制撕裂而疏離。真正的疏離其實不是文化，不是政治，而是社會心理。
排他的「大香港主義」
由於中國與世界的經濟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國的心態開始萌發轉換強國的心態。部分港人從嬉笑「表叔」、「阿燦」，到自嘲「港燦」，又到近期略帶敵意的諷刺「強國人」，也可算是歪打正着。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到內地鎖國封閉，又改革開放，香港雖不是處於政治鬥爭的漩渦，卻一直是平衡而促進中國大陸克服危機，走向正面發展的一個支撐點；港人由於血緣關係，有濃烈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情懷，也樂於為中國大陸的進步和發展做貢獻。
當然，當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後，慢慢也有強烈自尊自信的心態，80、90年代也形成了「大香港主義」。「大香港主義」難免帶有獨特標誌的自我認同與肯定，對外部包括大陸的判別與認知，也帶有標準與參照系的唯我性和排他性。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大香港主義也習慣崇英尚美；大香港主義的精英和民眾，也對技術性規範和局部性「真理」有無比的執着和認真。香港人的這種執著與認真，正面的表現就是不為小利益，或小人情所動，堅決按「程式」與「規矩」做事，意志堅定不動搖；負面的反映就是因為認死理而極為固執，甚至死抱歪理不認輸。
「大香港主義」碰撞「強國人」，矛盾一定會產生。香港在世界經濟、大中華經濟圈的地位嚴重下降，「港人的心理天秤就從高處向低處失衡」，這也已經成了一種社會新常態。
厭中情緒濃厚 港台失中國經濟起飛機會
今年初，韓國國家電視台推出《超級中國》七集紀錄片，介紹中國全面崛起迅速發展現狀。韓國製片人與主流民眾的基本態度，是認識到「中國的改變，我們已經無法挑戰」這一事實。同時，也認識到不能單純適應危機，而是要主動去尋找機會。如果比較韓國、台灣、香港三地對中國大陸復興崛起的態度，可以感覺到精英與民眾的厭中情緒和去中化疏離，是台灣與香港丟失或喪失乘搭中國大陸經濟高鐵機會的心理原因。
過去的十多年，香港幾屆政府及港英遺留下來的主要高級公務員，對與大陸、與珠三角經濟的整體融合與規劃是抱着消極與不作為的態度，最典型莫過陳方安生的言行和態度。幾位特首，回顧評價，也可以給他們安上「亂作為」、「不作為」、「假作為」的帽子。
新一代「民主的暴徒」
在分析一國兩制疏離的因素時，不得不批評香港泛民派誤導自己又誤導香港民眾，誤導青少年的所作所為。我自認是中左立場的民主派，在香港，最值得尊敬的二位愛國者，一是莊世平，一是司徒華。26年過去，與香港民眾一樣仍有很深的六四情結。但是，香港的知識分子不能邏輯混亂，民主回歸，首先是爭取回歸，然後才是追求民主。
五年前，在《信報月刊》撰文剖析一國兩制的矛盾現象時，認為「香港民主派概念化地把民主當作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甚至是僅次於上帝的終極目標，其實也是一種新愚民政策」。不幸而言中，播下「民主」龍種的逢中必反的香港衛道士，意外的孵育出新一代「民主的暴徒」，並且愚蠢到想築起「城邦」的圍牆，去構建「獨立的家園」。
一國統一、兩制磨合
至於部分激進人物借題發揮，對內地旅客極盡侮辱歧視之能事，這是社會渣滓和香港敗類之所為，不能把賬算在泛民的頭上。現在，這些人搗亂秩序，危害社會治安已激起公憤，兩地輿情都惡評如潮。順便說，在反制佔中暴行與反制反水客暴行中，也出現一些盲目激情的反制者，有識之士也不贊同。法治之城，以暴易暴，挑動群眾鬥群眾是不可取的下策。
無可否認，大陸與香港兩地關係已亮起了「紅燈」。但，不能被局部現象所迷惑和誤導，這畢竟不是主流。一國的統一與兩制的磨合，是大格局、大趨勢。我們最重視的是北京執政當局，真正制定了什麼基本政策和對策，而香港第一管治力量、第二管治力量和其他社會正面力量是如何執行，如何落實。
